徐浩的幸运和徐浩们的不幸


著名华裔数学家、菲尔茨奖获得者丘成桐最近十分自豪：世界著名数学难题“法伯相交数猜想”被他的弟子——浙江大学数学中心刘克峰教授和刘克峰的博士生弟子徐浩成功证明。这一成果得到了全球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因为这道难题已经让不少同行苦思冥想了16年。
然而，完整证明了被世界数学界公认为“只有天才才能完整证明”的数学难题的年轻博士徐浩，在我国应试教育体制下曾经是个失败者。
1978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徐浩对数学有特殊的偏爱。他1997年考上浙江大学电子计算机系，3年后转入数学系，2001年考上本校硕士生。2004年硕士毕业后，迷恋数学又精通计算机的徐浩决定继续深造，但由于有必考课不及格，考博士落榜。他不甘心，一边工作，一边复习，并连续于2005年、2006年继续考博，无奈依旧被现行考试体制挡在博士的门槛之外。
刘克峰同时也是美国洛杉矶大学的终身教授，在刘克峰眼中，徐浩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在徐浩考博失败后，刘克峰让他留在数学中心担任秘书，边工作边复习，继续攻博。 2005、2006两年徐浩考博再度落榜，身在美国的刘克峰与浙大数学中心副主任许洪伟教授一起，破除阻力，说服有关领导，将徐浩破格录取为自己的博士生。目前，刘克峰已推荐徐浩到哈佛做博士后。
刘克峰的另两个弟子有着与徐浩类似的遭遇。硕士生李逸考刘克峰博士生时有两门课不及格，但他对刘克峰的论文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并计算出一个不错的结果。刘克峰认为这个学生是可造之材，把他留在身边当秘书。此后，李逸的两篇论文经刘克峰推荐发表。但李逸再次考博依然落榜。而哈佛大学就凭着刘克峰的推荐信和李逸的两篇论文将他录取。同样是刘克峰硕士生的王捷痴迷数学，常常为解数学难题闭门数日，但考博时因两门不及格落榜。刘克峰力主将他破格录取，又把他送到中山大学学习一年，结果王捷在很短时间内就有了很好的研究成果。
然而，这样的好苗子，在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和考试体制下却止步于深造门槛前。如果不是遇见丘成桐、刘克峰教授，他们或许早已离开高校，远离国际数学猜想。
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大师潜质却又偏科者不乏前例。吴晗、钱钟书、苏步青、臧克家等都有因偏科而考试不合格的经历，但这并没有成为他们成才的障碍。这些大师的幸运，与当年清华、北大办学的理念互成因果。外国类似的个例也很多。比如当代最著名的天才科学家霍金和纳什，他们的某些缺陷被他们所处的教育体制所包容，他们的导师甚至笃信“只有偏执狂才能成为天才”。然而，我们的教育体制和考试体制却是偏才和怪才的墓地。
有材料表明，重大的科学发现许多是由偏才完成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大多是偏才。从心理学和生理学来说，对某种学问到了痴迷的程度，必然影响对其他学问的专注。如果均衡，注意全面发展，偏才的专长就会被耽误。
从人才的培养和国家的需求来说，偏才不该受排斥。让偏才继续痴迷于某类学问并形成自己的专长，对国家和人才自身都好。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哈佛大学等可以凭考生的优秀论文破格录取“落榜生”。因为这些名校的考官知道，分数不等于能力和水平，更不能以分数来衡量一个人的素质；而论文却是考生综合素质和真实水平的体现。这些名校的专业设置，非常鼓励在某一领域有特长的学生学专学精，在某一领域不断探索，偏科的学生可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直至成为学科的顶尖人才。这也是诺贝尔奖屡屡出在世界名校的一个重要原因。
徐浩、李逸、王捷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遇到了刘克峰和丘成桐；但更多的徐浩们依然不幸，因为他们无缘遇到慧眼识才的伯乐。在倡导制度创新的今天，革除教育和招生体制中的弊端已成必然。
（黄艾华摘自1月13日《文汇报》作者万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