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潜伏生涯

53岁的吴德峰阔别家乡23年后，没想到会以解放后首任市长的身份回家。离开前，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国民政府的公安局长，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参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吴德峰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即使是对子女。直到“文革”中吴德峰被调查，儿子吴持生才知道父母曾长期领导中共秘密交通。《三联生活周刊》第13期刊登吴持生回忆文章，讲述其父母的谍报生涯。摘登如下。
父亲于1896年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我的母亲戚元德1905年生于武汉，在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与父亲相恋。母亲和父亲志同道合，两人一起加入了共产党，做秘密工作。
父亲总是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 ”
父亲生性谨慎多思，他总是跟妈妈和部下说，“不该你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你问的不要问，不该你做的事情不要做。你如果知道得少，若被敌人抓去，想当叛徒都当不了”。我还记得父亲告诉母亲，搞情报工作时如果人家有不认识的字问你，只能把那个字挖个窟窿抠下来看，其余什么都不要知道。
还有一回，父亲的手下于忠友从苏联回来不久，对国统区环境不了解。他的公开身份是《国风日报》的校对职员，他因为贪图便宜，在当地鬼市上买了一双皮鞋，两三天就掉了底，父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国风日报》里都是连达官贵人也怕招惹的报棍子，怎么会去鬼市买鞋穿？特务人员知道了就会盯上你！ ”
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时，父母带着哥哥三口人租了一套比较便宜的房子，扮成外地生意人。房东非常热情，可是一看他们的行李家具就变了脸，原来前两个租住这里的房东，买了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家具，最后查出是“通共匪嫌疑犯”。父亲临机应变打消了房东的顾虑，但是马上报告中央：要求秘密机关住家购置家具必须谨慎，要购置符合身份、职业、各不相同的家具，以免引起麻烦。
父母租住的房子，是我党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每次聚会时，母亲带着孩子在院内外假装做家务来放哨。有一次周恩来在那儿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散会后母亲觉得累，进屋倒在床上睡着了。一会儿，周恩来突然回来检查工作，看到屋里的茶杯、一地烟头等没有收拾，严肃地批评母亲，“这是我们做秘密情报工作人员的大忌！留下许多人聚会的现场，是触犯了工作纪律的问题”。我母亲对这件事情记忆深刻。
后来父亲在西安曹家巷12号搞情报工作，隔壁13号原本是位姓赵的房主，却突然改住了国民党十战区政治部主任和特务机关的人；党内有人主张立即搬家，但是父亲认为“灯下黑”，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与国民党特务机关为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于是一直在那儿办公，直到1939年夏天环境更为严峻才搬了家。
听说解放后张治中去西安调查，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文革”中，父母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红卫兵揪着年迈的父亲问：“你这个特务头子为什么没有死？”父亲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死。 ”却遭到毒打。因为地主家庭出身和后来隐秘战线的工作，父母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的苦。
1976年“四人帮”刚刚被打倒，父亲却病逝了。母亲也已于1974年病逝。母亲病逝前向子孙口述了14天，希望子孙了解他们谍报人生中那些满怀坚定信仰、不该被淡忘的历史……
父亲临终前留下遗言：一是子女50岁之后全部离开政界，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最好是去教书。所以我的两个哥哥都教书了，我50岁离开了化工部。二是不许给国家添一点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2004年为了给我父母合葬，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了一个八宝山的公墓，需要几十万元。我拒绝了国家出钱的想法，动员家里老少几代人凑钱，用了4年时间才凑够，去年底将父母合葬在了一起。家里有的晚辈埋怨我，但是父母的一生给我影响太深了。
记得母亲提起，她曾经接受任务整理党内情报人员的资料，发现了太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母亲说有一名我党潜伏人员，在国民党中任中将，由于他身份隐秘，直到被敌人处死也没暴露，所以他死后，妻儿生活悲惨、受人歧视。直到解放后很多年，他女儿想起父亲当年交往的朋友建国后职位比较高，因此怀疑父亲当年是不是共产党的谍报人员。后来他父亲的朋友帮忙找到党内资料，发现里边赫然写着他父亲的信息，还特意提到：“该同志妻儿失去下落，如果找到，当以烈士家属厚待！”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几欲落泪…… （陈吉吉仕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