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逻辑”与书本的“逻辑”，有时确实相差甚远

由于永年县离北京较近，他于1965年和1981年两次回到永年。

1965年，他回到当年由他建立支部的永年施庄。他写道：“经过50年代的‘大跃进’和60年代的‘四清’，和全国一样，永年元气大伤。我到施庄一看，比40年代战争期间还要穷困。施庄支部是我在那里建立起来的，现在和大家相见，有如梦中，大家还是像当年那样亲切。”由于他是当年人们熟悉的“老八路”，农民才告诉他一些“秘密”，当然，还是要他再三保证决不“泄密”。永年产优质棉，当晚有人给他送来棉被，仍像从前一样，他对支书夸说还和从前的被子一样好，哪知支书叹口气说：“怎么能和从前比，从前八路军一个团进村，每个人两条被也不成问题。现在嘛，凑合着过吧。”随后人们你一句我一句说开了，他才知道，每人每年只分一斤半棉花，当时农民无钱买布，这一斤半棉花连织布穿衣都不够。农民自然意见很大：“我们冬天还盖不盖被子呢？”村领导只能钻政策的空子：摘来的棉花必须上交国家，掉在地上的棉花农民可以拾回家。于是村领导决定让妇女和小孩先去“拾棉花”，但每人不能超过10斤。这样，村民总算凑合着冬天有被子盖了。当时农民每人每年分不到2斤油，油籽打出的油几乎全要上交“国家”，于是村领导便故意不把油籽打干净，等交公之后，再打干净，然后就按人口分给大家。“当然，这个数量也不能很大，比起公社化以前差远了，但每人平均2斤油是不成问题的。”

如按当时的理论，农民的行为显然“不合理”；但如果不受这套理论遮蔽，“不合常理”的恰是那套理论，农民的行为恰恰“合情合理”。因此，李新信守了诺言，没有向他所熟悉、正在当地“蹲点”的领导们告发农民变相的“瞒产私分”。

1981年，李新再次来到永年，当时农村正在推选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要分田到户。但这时永年的农业生产已基本上机械化了，如果分田到户必然要废机械而重新畜耕乃至人耕，显然是一种倒退。因此，县委不同意上级分田到户的指示，希望李新能向地委和省委反映他们的意见。李新当然支持改革，但决不“教条”，所以也认为县委的看法有道理。或许是出于习惯，他还是决定再到村里去，跟老农谈谈。没想到，那些老农、其中一些还是老党员却都主张分田。李新问他们：“把田分了，就用不上机器了，怎么办呢？”但老农却回答说：“自己种，还能多得点；机器种，都归了队里，到头来分不了多少东西。”

原来，在“公社”体制下，尽管实行机器耕种，但农民得利不多，因为农民没有自主权。所以他们宁愿分田到户，哪怕用牲口乃至人力耕种也不在乎。农民的态度、意愿改变了李新的观点，因此未向“上面”反映县委意见。最后，永年也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刚分田之后的景象，看起来的确很滑稽，每户的田，西一条，东一块，有的用牲口耕，有的连牲口都用不上，索性用人拉犁耕”，“从机耕退到人耕，确实令人感到可笑，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高涨起来了”。由于有了生产自主权，农民收入、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为了能够畜耕，不久就自动地相互换地，一家或几家合买牲口。事实说明，最重要的是农民的“自主权”。生活的“逻辑”与书本的“逻辑”，有时确实相差甚远。

“老革命”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李新先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些历史事实，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他的回忆，使岁月留痕，不致白白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