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导经历的两种“自治”

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周伟东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1989年，周伟东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1998年4月，自治会举行换届大会，周伟东和以往一样没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实验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被告知当选了松代三丁目自治会原会长。
当周伟东从前会长那里拿到厚厚一摞记事本时，才发现这些从一届届会长手中传下来的东西完全是一套 “会长操作宝典”。有关会长的责、权、利都以记录某一件具体事务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写在记事本里。而所有账目不但清楚，而且都留有存根发票。并且，每一笔支出都在记事本上写明了原委。甚至具体到几月份该开什么会，该讨论哪些议题，只要按记事本做就行。
周会长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缺席。此后一年中，共开了14次会，次次是全体到会，也没有一个人迟到。在这个完全自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委员们会主动分担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没有推托，也没有拖延。
做了几个月的会长之后，周伟东愈发觉得在日本这种居民自治方式下，会长这个“头儿”实在轻松。首先，在完全自治的社区里，会长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和决策权，很多时候只是会议的召集人。
不过，从记事本的记录来看，身为会长，每年都必须提一条新的动议。有一位委员建议他，可以把社区内过于繁茂的樱花树修剪一下，以防台风来袭时，伤及房子和行人。
没想到，等到告示一出，整个社区都出动了。 100多个劳力，花半天时间就修剪完了。修剪后清扫满地的树枝，那是妇女们的工作。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忙前忙后，端茶送水。经过这次集体劳动，周伟东才意识到，为什么他们的社区没有物业公司，却照样干净整齐。
2000年，学业有成的周伟东回到了国内，在广州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起初他和别的业主一样，也觉得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
但到了2007年夏天，麻烦来了。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后来老业主们又发现，原先按照规划，三期的房子最高18层，结果开发商不知为何获得了新的审批，要建到23层，而且相比原先的楼距，挪近了许多。这势必影响到采光和通风。更可怕的是，开发商打算铲平街心花园所有的喷泉和植被，挖一个大坑，建一个覆盖全社区的地下停车场。
老业主们不干了，他们开始维权。这个500多户人的社区业主分成了两派。 “主战派”打算通过拆工地围墙的办法阻止开发商施工；“主和派”则开始着手筹备业主委员会，试图通过合法的手段维护业主权益。
因为有在日本当自治会会长的经历，周伟东被一些筹备组成员拉去做了“顾问”。不过，当这位试图移植日本社区经验的博导刚说了几个例子，几位领头的业主就打断他，都说：“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
周伟东不信，他跟着筹备组的成员去敲业主的门；他塞传单请人开会；他坐在楼下守着，等待回家的业主签字。可是在很多业主脸上看到的都是“不耐烦”的表情，“好像不是为大家维权，倒像是来逼债的”。很快，业主委员会筹备小组不再开会，“顾问”周伟东也随之退出。
如今，这场风波尘埃落定。最终开发商做出了部分让步。只是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武力拆墙的成果，还是业主们试图成立业委会的震慑作用。
“那时候真是人心惶惶啊。 ”周伟东说。有人甚至打算赶紧卖掉房子搬走，但同时又不愿意求助新闻媒体，“因为怕风声传出去，问题没解决，房子卖不掉了”。
“还是那个只想着自己的老毛病，我自己首先要反思。”周伟东说，在筹备业委会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并没有真的为公益尽最大的力量。周伟东不由得会想起在日本他居住的社区边，常看到水田里的萤火虫。 “一只萤火虫并不起眼，但一群萤火虫却有漫天的绮丽光彩。 ”
（黄艾华摘自9月9日《中国青年报》作者蒋昕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