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
(2009-10-18 10:55:28)标签：杂谈

《怎样做大国》连载



五年多以前，我有机会和一位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共餐。他席间放言说：“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再过几年中国企业会取代美国企业而征服世界。即使是大学，中国也很快能和美国平起平坐。”我当时还觉得他不过是吐一时之快，但不久就陆续读到国内许多学者的类似言论。比如，“中国经济比美国更自由”呀，“美国的民主制度交易成本太高、不如中国有效率”呀等。最近一位国内知名学者也描述道：“中国学者曾对美国民主模式的性质变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今占主流的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认为不应该在中国推行美国模式的民主，因为美国民主有一些致命的弱点”，如“效率低下和金融政策上的缺陷”等。



在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已经是不争之事实。经济的崛起，自然会导致民族文化自信的上升。这也是国内知识分子如此豪情万丈的底牌。甚至有人觉得，中国的制度比先进国家更优越，已经不用再跟着人家学。相反，世界应该多多注意中国。我这个从八十年代过来的人曾感叹说：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封闭，但心灵开放。如今则是社会开放，心灵锁闭。或者说，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正在迅速融入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依赖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体。但是，面对自己正在进入的世界，中国在精神上却患了“自闭症”.



要认识这种“自闭症”，我们不妨反省一下历史。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和东印度公司觐见乾隆皇帝，并代表英王提出了自由贸易等要求。《乾降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记载了乾隆的答复：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这话的大意是说，你们这些蛮夷出于对我朝的仰慕跑来纳贡，我们也赐予你们些礼物表示嘉奖。至于贸易等等，我天朝的财富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和你们贸易。我只不过是看着你等蛮夷可怜，让你们在广州进行有限贸易，从我天朝获得必要的物资，以维持基本生计。这番话，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笑谈。因为半个世纪以后，这个被视为离开天朝就吃不饱的蛮夷就在鸦片战争中把大清打得落花流水。不过，把乾隆回归当时的历史现实，他的话也并不比当今一些为中国的经济起飞而沾沾自喜的知识分子更加离谱儿。毕竟，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几无止境，却难以提供在中国卖得动的产品。结果，中国对欧洲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为此，世界的白银不断涌入中国。这和当今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手里堆满了美元的情形也颇有类似之处。只是当年的风光比现在大得多而已。

然而，乾隆所代表的，是中国精神的“自闭症”。他看不到正在变化的世界，也无法理解中国社会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在他说这些话的二三十年前，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断言：中国已经富到了头，没有发展的潜力，早晚要被英国所代表的更先进的制度所超过。马嘎尔尼见了乾隆回来，也写道中国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不堪一战，根本不是英军之对手。说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患上精神自闭症，也正是因为他们像乾隆一样关起门来沾沾自喜，看不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看不到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他们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就为这一前景提前地弹冠相庆，号称“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200多年前中国就曾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等在这个“世界第一”后面的，正是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

不错，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起飞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这一奇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不加以正视，就会导致我所警告的中国的衰落。首先，让这些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骄傲的，就是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世界工厂”，仿佛正在制造业上击败美国，但如果看看事实，就知道这样乐观的高调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要审视中国是否正在制造业上打败了美国，我们不妨面对一下基本的事实。

从1950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在所有工作中所占的比例，从30%降到了不到10%。现在美国的高中生大都知道自己不能像父辈一样当工人、纷纷涌入大学。这似乎证明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到中国。中国在这最近四分之一世纪，大量民工涌入城市，进入了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制造商的从业人员自然也急剧膨胀。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彼消此长，似乎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则往往被忽略：在从1950至今这同样一段时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翻了7倍！美国正用越来越少的工人，创造越来越高的产值。这怎么能说是制造业的死亡？这分明是一场制造业的革命！

我们不妨从经济上界定一下什么是“革命”。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那么在资源配置合理的情况下，经济就会增长。如果这种增长的速度比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并高不了太多，便属于简单的扩张，是量变而非质变。与此相对，如果劳动力投入大为减少，经济还不断增长，甚至增长速度比资金投入的增长率还快，那么这就是经济革命了。比如在1600至1800年间的英国，人口从411万增长到了866万，翻了一倍还多，但农业人口的比例则相对下降，从占总人口的70%跌到了36.25%。与此同时，农业产量却持续上升。在整个十八世纪，在农业人口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农业产量翻了一番还多，导致了在人口增长中粮价的下降，打破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远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的定律。这就不仅是农业增长，而是农业革命了。这场革命，使大量人口可以不靠地吃饭，成为产业大军，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农业革命是如此，工业革命也不例外。工业社会并不是没有农业的社会。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就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同理，后工业社会也不是没有工业的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时代，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进入坟墓：企业外包、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从深层看，目前美国的制造业，就像农业革命一样，正通过大量减少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下一阶段的“革命”腾出了人手。要知道，在这么多企业外包之后，在经济萧条的时期，美国目前的失业率也才5.5%，比近几十年来平均6%左右的失业率还低。可见，如果制造业不大量裁减人员，一些更先进的产业就会找不到人手，也谈不上发展了。

与此相比较，中国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增长固然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革命”因素，但是人口红利、工业人口增加等量变的成分似乎同样有决定性。中国还没有出现在劳动力投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维持高增长的记录。这也是中国在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

如今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真正考验，恰恰是能否在降低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高增长。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增长将经历放缓、停滞、萎缩的过程。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在几年内就会出现。如今的“民工荒”，也绝非短期的经济现象，而是新时代来临的前兆。可惜，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发展中，中国对弱势阶层保护不足，使劳动者没有面对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进而工资被一压再压，甚至欠薪成为普遍的现象。中国的制度，等于在给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提供长期的补贴，使企业被廉价的人力资源给娇惯坏，在减少人力、寻求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缺乏压力和动力，面对突然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措手不及。

除了这种人力成本的补贴外，中国的企业实际上还在吃能源的补贴。在2008年的油价高峰期，中国的油价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只相当于美国的61%、日本的41%、英国的28%。油价牵扯到各种工业农业产品的成本。人为的低油价可以使中国的企业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价格之下的产品，进而在贸易上显得特别具有“竞争力”。然而，随着日益高涨的油价，对石油的财政补贴很难再维持下去。即使政府有决心维持，中国的贸易伙伴们也会指责中国以石油补贴来维持产品的低价、进行不正当的贸易竞争，进而引起一系列贸易纠纷。最糟糕的是，人为的低油价，使中国的企业失去了在环保、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的动力。这些恰恰是解决未来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关键性领域。在这些领域发展滞后，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竞争力。



总而言之，劳动力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依然是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基本发展模式，而这也是当今世界最为落后的经济模式之一。对于一个劳动力供应日益减少、资源贫乏的国家，这种模式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泡沫，却难以维持长久的发展。比这个更可怕的，则是在经济泡沫之上的信心泡沫，即觉得自己正在走上世界之巅、俯视众小，已经没有必要再向别人学习了。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中国学者何时“曾对美国民主模式的性质变化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呢？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细致到一个县、一个村、甚至一个家庭。这样的著作在英文世界已经多如牛毛。中国学者什么时候写过美国一个小镇或者一个城市的研究？这种无知，也正是上述那些知识分子得以大胆放言的基础。这种自闭症不打破，中国就难以真正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