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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名地主中，刘文彩的名头无疑最为响亮。当代国人对旧社会地主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与刘文彩有关的各种描述。可以说，“刘文彩”这三个字，实际上充当了旧中国地主的代名词。但实际上，刘文彩本身并不具备这种代表性——毕竟，他只是近代畸形中国所催生出的一头强大的官僚地主恐龙，而官僚地主，并不是构成近代中国地主阶层的主体。

兄弟刘文辉登上大军阀舞台，刘文彩负责“后勤聚敛”

撇开刘文辉，就不会有刘文彩的历史。
　　1920年，刘文辉自立门户，在叙府开始了他的军阀生涯。他决心统一全川，为此制定了如下规划：一是广开门路结交朋友；二是养贤纳士储备人才；三是购买军火扩大队伍。但无论多么美妙的规划，没有钱，仍不免是空中楼阁。刘文辉需要有人专门为他聚敛钱财。用外族人刘文辉放心不下。五哥刘文彩则不仅从商多年，有经纪之“奇才”；且交游甚广，在江湖呼风唤雨。就情就理，“聚敛大员”都非刘文彩莫属。刘文彩因此走出市井，走进军阀混战的滚滚浊流。
　　1922年冬刘文彩接任叙府船捐局局长。1925年，刘文彩升任叙府百货统捐局局长，兼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期间，刘文辉实力迅速膨胀，成为地位仅次于刘湘的四川第二号军阀。为盘踞四川腹地，1925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刘家军精锐亦随之移驻川西。叙府城防交给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刘文彩自此独当一面。兄弟俩虽天各一方，但他们之间有条专用电话线，每天至少通话一次。
　　二十四军防区凡与聚敛钱财相关的要职，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家族集团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就成了刘文彩十年宦海生涯的主要职责。[更多]




组建武装，叙府军政财大权集于刘文彩一人之手

刘文彩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却仍然不能在叙府一手遮天。因为叙府至关重要的权柄军权并没有到手；叙府城防司令、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并不买刘文彩的帐。
　　1930年春，刘文彩正式组建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1931年下半年刘文彩又组建二十四军第四十一团。所需武器全部由刘文辉拨付。主要军官也由刘文辉从成都军校毕业生中选派。
　　刘文辉随之发布命令，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1932年1月15日，刘文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将司令”的宝座。刘文彩在叙府组建正规武装。对覃筱楼构成直接威胁。两强相争，必有一伤。刘文彩位高权重，又是“皇亲国戚”，覃筱楼与他斗法，谁胜谁负一望可知。第六混成旅因此军心浮动。……
　　斗倒了覃筱楼，刘文彩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大权归他一人把持。这是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更多]




官商一体极尽搜刮，刘文彩把叙府变成一座鸦片之城
刘文辉扛起反蒋大旗，直接改变了刘文彩的商旅生涯。刘文辉反蒋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刘氏家族的集体行为。刘文辉赠汪精卫的活动经费，二十万大洋之巨，全部出自刘文彩私囊。刘文彩另从私囊掏出十万大洋，向反蒋派极力笼络的东北张学良购买枪械，装备二十四军。
　　反蒋让刘文彩企业全部转入战时经济范畴，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阳光生意”的刘文彩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企业家刘文彩赚的钱固然不少，与税捐大员刘文彩搜刮的民脂民膏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投机贸易不过是刘文彩的“副业”，通过征税为刘氏家族集团聚敛钱财，才是刘文彩的主业。
　　然而，投机商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又远不及“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模范税官”刘文彩牟取的暴利，则远不及“鸦片大王”刘文彩牟取的暴利。
　　军阀＝武装＋地盘＋烟税，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农业衰败，工商业凋敝，合法产业无法给军阀提供足够的税金。但仗还在打，军还在扩，军队不可一日无饷。无可如何之中，便不约而同地打起了鸦片的主意。罂粟几乎适合全国栽种，而且是惟一的高利润农作物。有了这棵摇钱树，就能购置军火，扩充实力。
　　1927年夏，刘文彩召开“川南禁烟会议”，此次会议，盗名“禁烟”，实则是公开确立鸦片专卖制度，由于军阀政权垄断鸦片贸易，独享其利，川南鸦片贸易开始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在禁政首长刘文彩的统一领导下，迅速腾飞。叙府从此变成了一座烟城。[更多]






刘文辉刘湘叔侄反目，刘文彩被迫逃离老巢叙府
到1928年，终于形成了“二刘”共宰四川的局面。刘湘刘文辉叔侄关系由此发生逆转。1932年10月1日，战争爆发，刘湘部与刘文辉部正式交火。
　　11月21日泸州沦陷，通向刘文彩卧榻叙府的门户无遮无拦。
　　但刘文彩不死心。叙府城高池深，粮弹充足。而且刘文彩手中有“叙南清乡司令部”辖下的两个团，还有刘文辉派来的高育琮旅，论兵力也不单薄。所以刘文彩认为胜负未定，还可与刘湘一较短长。
　　毫无沙场履历的刘文彩完全失算。二十一军不走水路走陆路，高育琮旅防不胜防，略事抵抗即退入叙府城。叙府外围尽为二十一军攻占，刘文彩叫苦不迭。此时，枪声炮声声声入耳，刘文彩不能不作弃城之想了。他给叙府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记，是臭名昭著的“打门捐”。
　　军阀部队调防，都要向原驻防地收一次开拔费。一般是找商会承头。刘文彩这次撤得急，便由部队直接催收。1932年11月23日，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局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匆匆拍板：东城八万，南城五万，西城四万，北城三万。限两天内收齐，并要各区团保当场开列交款户名单。会后即宣布全城戒严，由团保持刘文彩手令，带上军队到各户收取。
　　11月25日，刘文彩带着20万元“打门捐”，在二十一军步步紧逼之下，撤离叙府。他在这里度过了整整10年，在这里发家致富，在这里与爱妾凌旦相识……对这座富饶繁华的城市，对这座镌有他生命足迹的城市，他恋恋不舍，可又不得不忍痛远去。这一去，他就再也没回来。 [更多]



　　



刘文辉东山再起主政西康，刘文彩大闹江湖收罗十万袍哥

1939年元月1日，西康省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在“二刘之战”中一落千丈的刘文辉家族集团，至此终于恢复元气，东山再起，主政西康。
　　刘文辉在西康的“多头政治”也迅速启动，概括起来不外两头。一头是体制内，一头是体制外。刘文辉长期从政，在官场上自是应付裕如。但体制外发展，即联合川西民间力量，尤其是联合川西袍哥和土匪，则非刘文辉所能为、所应为。久作困兽的刘文彩于是破门而出，大闹江湖……
　　刘文彩对西康袍哥的驾驭相当成功。1941年冬创立的“公益协进社”，由安仁原来的五个袍哥公口合并而成。不过一两年间，公益协进社就拥有支、分社三百六十多个。“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威震川西。
　　公益协进社异军突起，“成为40年代川西农村实力雄厚的袍哥组织”。安仁从此不再只是刘文辉的后院，而且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在川西江湖的大本营，成了刘文辉家族集团伸向四川的一个主要的桥头堡。
　　公益协进社不仅叱咤江湖，对官府同样颇具威慑力。大邑县和附近各县的新县长上任，必须先去安仁镇向刘文彩“报到”，每逢安仁刘氏家族有重大庆典，必须送礼致贺。刘文彩就这样在蒋介石集团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集团的“国中之国”。[更多]




个人私生活：声色犬马，眠花宿柳
刘文彩不是特立独行的人，一旦跻身上流社会，根本不可能抗拒上流习俗。抽大烟是这样，赌博是这样，私生活方面也是这样。刘文彩一生中，有过五位妻妾。发妻吕氏，正室杨仲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慧灵、王玉清（右图）。
　　……刘文彩这次确实爱得投入，为凌旦不惜夫妻反目，挥金如土，大开杀戒。但这些只是刘文彩所付代价的一部分。刘文彩“与妓共舞”，辱没门庭，刘氏家人莫不震惊，族长、长兄刘文渊更是又羞又恼。刘文彩承受着巨大的家族压力和社会压力。但他没有丝毫退缩，不仅将凌旦迎入叙府公馆，而且在“二刘之战”中，与凌旦双双把家还，坦然面对父老乡亲莫测的目光和列祖列宗的灵位。如果是逢场作戏，刘文彩大可不必这样做。可见刘文彩并未计较凌旦的出身，确实想和凌旦厮守终生。
　　但他俩仍然好景不长，仍然逃不脱始乱终弃的厄运。
　　……在私生活方面，刘文彩肯定不是正人君子。声色犬马，眠花宿柳，用之于中年刘文彩，可说十分贴切。富贵思淫欲，是中国暴发户的通病。刘文彩不过一介基本文盲，要他不被权力和财富所腐蚀，不被恶浊的社会生态所同化，不沉溺于声色犬马，这无异缘木求鱼。 [更多]



　　



解放前夕，刘文彩撒手人寰

1949年10月17日清晨，文庙后街公馆的树上站满了乌鸦，凄凉的聒噪，一阵紧似一阵。刘文彩早就醒了，听着窗外乌鸦的叫声，一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强烈。那天早上厨子照旧送来稀饭咸菜，刘文彩一口也吃不进。刘文彩不吃，老老小小就都没心思吃，公馆的气氛显得分外压抑。在床上躺了一阵子，刘文彩不耐烦了，嚷着要回安仁，他要死在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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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清则回安仁拿早先准备好的寿衣和棺材。车开进文庙后街公馆，开到花园前面停下，几个人把刘文彩抬出来，放在台阶上的一张椅子里。刘文彩本来处于半昏迷状态，这一抬把他惊醒了。他睁开眼睛，左右打量，明白自己并没有回到安仁，轻轻叹了一声，然后头一偏，断气了。因刘文辉反蒋起义已到最后关头，当局强化了对刘文辉及其家族的监控。所以刘文辉一再嘱咐不要太过铺张，以免惊动当局。在成都办的丧事也就谈不上什么排场。杨仲华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请和尚为刘文彩念了一个多月的经。随后将刘文彩遗体运回安仁。这时已经是1949年10月。
　　刘文彩逐渐从世上消失了。他是和他的时代一起消失的。他的那个时代是典型的乱世，而他则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奇才。他和刘文辉固然是两位一体，但他的性格与刘文辉却是迥然不同---他远不像政治家刘文辉那样张弛有度和善于变通，更多江湖游侠的孤傲任性和奔放不羁。所以，他只能在乱世中找到生存空间和用武之地。[更多]




结语：刘文彩，近代畸形社会里的畸形产物

“刘文彩”这三个字在49年之后，是作为“万恶的地主阶级”的代名词存在的。四川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的刘家地主《百罪图》、《收租院》以及水牢等展示，对这一代名词起到了巨大的强化作用。尽管时过境迁，水牢之类展示已被证明子虚乌有，但这并不足以重塑刘文彩的个人形象。毕竟，考察刘文彩的一生，于国计民生所作的贡献显然是乏善可陈的，甚至连造福乡里似乎都没有做到。毫无疑问，刘文彩的一生，是极尽搜刮之能事的一生。他也许远没有宣传口径里那样的酷虐，但其官商一体的烟土贸易，以及收罗袍哥黑白两道通吃等行径，贻害百姓的程度显然要远远超过《百罪图》、《收租院》所描述的程度。
　　官商一体，横跨黑白两道的刘文彩，实乃近代畸形社会所孕育出的一头畸形恐龙。他所代表的官僚地主集团，虽非中国近代地主集团的主体，但其社会能量之大，对社会为害程度之深，却显然首屈一指。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刘文彩身后遭受严厉批判并非没有道理。只是将近代官僚地主的一般行为模式普遍化看成中国近代地主的一般行为模式，则不免有扩大化的倾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