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于建嵘教授在台湾可以“随便走”说起

[12699]　 (2010-02-28) FR 新加坡《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forum/pages2/forum_tw100228b.shtml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最近发布的演讲稿《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一文引起很大反响，引发了大量的转帖。除了对于教授的精辟分析与担当勇气表示敬佩外，鄙人此文想特别一提的则是于教授演讲中提到的他自己在台湾访问的一个细节。为了便于还没看过的网友阅读。特先转引如下：

　　“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于建嵘“台湾之问”：“假如政府官员不经你同意而强拆你的房子，怎么办？”（当然还有同样著名的“台湾答案”）

　　如今的台湾对大陆来的学者可以非常坦荡自然地说“随便走”“随便看”“随便问”。可是，不难想象，如果一个台湾的学者申明要来大陆访问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房子被强拆、土地被强征的民众，相关接待者、相关政府官员会不会也大度地说“随便走”“随便看”“随便问”呢？这似乎还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于教授在台湾享受到的那“待遇”在大陆这边可能“奢侈”得无法想象。我们这儿，即便是我们自己的调查地震死难孩子名字的志愿者也被跟踪恐吓，即便是对艾滋病患者的调查救助、对上访冤民、对遭受不法侵害的烈女伸一伸援手也要被野蛮阻拦，即便是惨烈地自焚抗拆迁的死难者家属也要被严厉 “管制”，即便是毒奶粉受害儿童的家长要讨个说法也被严格监控，即便是律师拿出相关的法律条文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即便是记者正常的采访也常常要被跟踪阻挠乃至野蛮殴打……台湾学者如果预先申明自己要来“随便问问”，大陆有关方面可能早就像应付奥巴马要与上海学生交流一样，预先“培训”“预演”一番了，至于“陪同”、“引导”更是绝对少不了。

　　台湾方面的这种自信是一直就有的吗？也不是。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大陆笼罩着红色恐怖，台湾则经历了国民党白色恐怖，台湾那边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不要说大陆来人了，就是面对“台湾同胞”自己，也是“通共”“匪谍”之嫌犯层出不穷，监控、“检举”无处不在。多少人因此而蒙冤受屈甚至掉了脑袋，多少家庭因此妻离子散。漫长的“戒严”，严酷的监控，不但剥夺人民的自由，也禁锢人们的思想。那时的台湾也是臭名昭著的集权独裁统治地区之一。

　　如今的台湾的自信是怎么来的？是晚年的蒋经国等一代国民党领导人终于顺应时代潮流，将台湾推向充分的开放与自由带来的。台湾的这种自由与开放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思想、言论，也包涵充分的竞争。民主、宪政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最终在台湾形成一种绝大多数人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开放与自由，最终给台湾社会带来极大的进步与充分的自信。如今的台湾，不但可以让于建嵘这样的大陆官方学者随便走，随便看，随便问，对自己的普通民众更绝对不会有（也不需要有）卫星禁收，不会有报刊禁订禁阅，不会有互联网“金盾”，不会有“敏感词过滤”，不会有秘密监控……

　　不要刻意讥笑台湾的“政党恶斗”、“立法院打架”之“政治乱象”了。正是由于民意有了充分的表达与博弈的渠道和规则——当然他们也需不断改进完善，台湾的社会便不再会有“地下的火山”。普通台湾人的社会才可以如此的稳定、和谐而自信。反观我们自己，人大、政协会议倒是一团和气、平平稳稳，年年都是“胜利召开”、“一致通过”、“圆满闭幕”，可是对老百姓却防民之心如防贼，防民之口如防川——各地各级两会召开在即，各种“防民大戏”又要开演。

　　我们更需要哪一种状态？要说统一，当前谁的基本制度更具统一的包容与自信？大陆什么时候具备了这样的开放与自信，那才算是具备了吸引台湾愿意来“和平统一”的起码条件！

　　温州 林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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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03 | 于建嵘：怎样才能使民众不抱怨

http://yu-jianrong.blog.sohu.com/131061602.html

我在某地做调查时，有关方面建议我写写“多不容易”，要我们的人民体谅我们的政府不容易，体谅我们的官员不容易。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官员不容易是事实，那他可以不干，你不容易你可以下台。人民可以理解你的某些做法，但是不应该以此为理由让我们不抱怨，这样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跟我说希望写另外一个题目，说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能否让我们的人民都知道一个和谐的社会都是一个相互理解的社会。我说在我的理解中间，一个国家要安定，首先要民安定，而民要安定首先关心民生，假如一个社会都不关心民生，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看不到民间的疾苦，提倡不抱怨，要理解有什么用?

我心中充满了疑虑，我们只要真正走向中国社会，离开大都市白领阶层的生活，就会感觉到这种抱怨。今天不是要不要抱怨，是我们社会有太多民众不得不抱怨的问题。中国社会这些不满，这些抱怨是客观存在的。

2004年我应邀到台湾访问，在台湾政治大学演讲完，从台北到台南跑了15天。我只问台湾老百姓一个问题，假如官员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人家告诉我不可能，99%的人回答不可能，合法的房产不敢的。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到法院去告他，法官会依据法律给我判决。我接着问假如法院的法官也腐败了怎么办?人家又回答我说：不可能，我们的法官在很多问题上可能腐败，但是只要我有明确的产权，他不会腐败。我说假如法官就是腐败了怎么办?他们说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会来进行调查，我的议员调查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我的议员就在议会提出建议，这个法官和这个政府官员麻烦就大了，他们呆不下去了，会完蛋，我接着问假如议员也腐败了怎么办呢?我一问到这个假如的时候，人家很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那么多假如?

台湾老百姓告诉我，议员就是希望多管事情，媒体一报道，这个议员就会成为英雄，成了英雄不仅可以当县议员、国会议员，最终还可能当“总统”，他们怎么会腐败呢?一般台湾的老百姓家里面有名片，收得最多的名片就是议员年事卡。我做了很多次试验，比如打电话报案，一打电话议员都来了，只要在不远的地方马上就会赶到，而且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

根据我的观察，台湾社会是相对和谐的。台湾跟我们同样的文化，同样的民众，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告诉我“不可能”，我总结为四条：

第一条：有确定的产权，我的就是我的。如果连老百姓的权利都不能保障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让人民不抱怨。要让人民不抱怨，不走上街头，首先得明确他们的权利，这个权利不是封建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利，而是公民权利。

第二条：一个社会必须有权威的司法机构。假如我们的司法不能保障人们的权利，我们的司法不能救济权利，我们有什么资格让我们的人民不抱怨呢?你问老百姓法院判决为什么不服从啊?他会回答“我就是不服”，因为司法腐败了，你再问司法腐败有证据吗?他说没有，反正司法就是腐败了。一个社会发生了纠纷并不可怕，但是人们普遍对司法失去信任，那就很可怕。我们要抱怨这个不公平的司法制度，有了这个抱怨，我们才能改变这个制度。

第三条：要有真正的代言机构。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都去改变我们的社会，都去对政治发表观点，但是要通过选票决定谁来代表我们的意见。我自己都不知道代表我的那个在什么地方，该找谁我不知道。不改变这些，我们只有抱怨的运动，没有不抱怨的运动。

第四条：我们必须有一个开放的媒体。假如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发不出声音，我们能让他们不抱怨吗?他们讲不出话，他们只能在家里抱怨，可能最后走向街头，用砖头表示他的抱怨，要让我们的人民不走向街头去抱怨，就需要提供公共平台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

比如说，自从有了复印机，中国的农民和中国的地方政府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当农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个文件复印之后贴在那儿，问地方官员为什么不按中央文件办，一般地方政府都会很惊讶。假如没有复印机，中国的农民不敢说这句话。现代科技实际上已经在改变中国的政治生态，不是由于愿意改变而是被迫的改变。

我不主张鼓动老百姓去抱怨来改变社会。实际上，中国的民众是最没有抱怨心的，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有抱怨?知识分子应该对当政者说，怎么来改变我们的制度，使我们民众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来源：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