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诚信社会仅有0.7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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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一切看 于 June 30, 2004 :
　　在午夜空无一人的街头，你还会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交规吗？在人潮
涌动的火车站，提着大包小包的你，会坦然接受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相助吗？
　　我得老老实实地承认，我的答案都是“不会”。而且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人
的答案都和我一样。在这些看似普通的场景背后，我们发现了“诚实与信任”的
幽灵。是的，这个幽灵在我们中间游荡，挥之不去。于是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地
铁口，“发票、发票”的叫声不绝于耳；街道旁，抱孩子的大嫂热情地向你兜售
光盘；天桥上，“办证”的小广告一串又一串；还有那假烟、假药、假文凭、统
计水分、学术腐败、金融诈骗、股市造假、基金黑幕……

　　诚实与信任缺失的问题肯定不是中国独有。所以雅诺什&＃８２２６； 科尔奈
教授所在的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才以此为题，聚集世界上１７个国家不同
学科的学者，开展了专门的深入研究。科尔奈教授的文章《诚实与信任：后社会
主义转轨时期的视角》（见《比较》第９辑，中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版）
就是基于此项研究的个人感受。

　　在中国经济学界，科尔奈教授的盛名几乎无人不晓，这首先是因为他的经典
著作《短缺经济学》。在研究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大概迄今无人能出
其右。而今，沧桑巨变之后，科尔奈教授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了后社会主义转轨时
期，而且聚焦在作为市场经济基石的“诚实与信任”问题上。

　　科尔奈教授谈到了两类诚实与信任关系：市场交易的主体即买者和卖者之间
的关系，以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证研究表明，如
果国家不能有效保障商业合同的履行，黑手党和犯罪行为的滋生就无法避免。而
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要求的以法律为权威的制度体系的构建，需要十几二十
年的时间。但这方面任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构建诚信社会更为关键
和根本的战略是公民“心态”的改变。科尔奈举了这么一个生动的例子：

　　“９０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我正在收听一个热线广播。当时主持人要求听众
举例说他们在国外度假回来时如何逃避关税。他们得说出最刺激的冒险经历。电
话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人们吹嘘着他们是如何成功违规并欺骗国家的。当然，
我清楚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即使在最守法的国家也会经常发生。主要的区别不在于
逃避关税的频率，而在于社会对此的接受程度。美国或挪威的电台主持人不会提
出这样的问题，而听众也不会就此吹嘘。逃税无处不在，但成熟民主国家的民众
对此感到羞耻，不会在社交场合对此津津乐道。”

　　科尔奈认识到，在大一统的社会主义体制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国
家无数的管制和命令来调节的。因此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诚信履约问题。但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诚信就成为一个很基本的要求。既然重塑人们的心态不可能那么快
实现，我们就必须寄希望于长期的努力。科尔奈提到的办法包括：家庭、中小学
和大学的教化与教育，平面媒体和电视潜移默化的作用，公众人物与工作上司言
行的影响。

　　科尔奈最后的忠告是：“重任未有穷期。我期望自己，以及后社会主义社会
的每位成员，都保持必要的耐心和容忍。”

　　读罢科翁的大作，掩卷之余，不由得对我们中国的现实多了一层“历史深处
的忧虑”。不错，中国和东欧国家一样，也面临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轨的问题。但中国更独特的情况是，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一直建立在小农经济
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市场从来没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唱过主角。

　　小农生活在人数不多的村落中，以土地为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亲戚邻里，
极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因而这种经济模式下沉淀的文化就是：重人情而轻规则
（遇事不依制度而诉诸“关系”、“后门”），重空间而轻时间（老乡观念强，
守时观念差）。这样的文化资源，用以应付村落里熟人间的关系自然没问题，但
如果要和陌生人做生意，就有些不够用了。

　　如何和陌生人（这里指的是非亲戚、非老乡的外地人）打交道？中国传统文
化教给我们的是两个字：一曰“忠”，二曰“义”。

　　“忠”用以协调自己（奴才）与作为陌生人的上司（主子）的关系，所谓
“一仆不事二主”。而“义”则是用以协调自己和作为陌生人的朋友的关系，所
谓“哥们义气”，“结义兄弟”。而集“忠”、“义”于一身者，最典型的则非
关羽莫属。关羽与刘备，既是仆主关系，又是结拜弟兄关系，因此“忠”、“义”
都需要。

　　有意思的是，关羽作为一名战将，武功决非后世小说描绘的那么高强，加之
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终于酿成杀身大祸；而且“大意失荆州”，颠覆蜀汉有利
战略格局，过失不小。当时的人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
曾封关羽为“归缪侯”，语气间多有不屑。（顺便说一句，刘禅或许并非如后世
所说的那么弱智，或许他对于诸葛亮北伐劳而无功的结果早已心知肚明，所谓
“英雄拗不过时势”，而且他的“此间乐，不思蜀”也体现了极高的生存智慧，
远非南唐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可比。）

　　可是历史越往后翻，关羽身价越高。宋代以降，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关羽多
次为朝廷所封，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与孔夫子比肩的“武圣人”。关羽身价一路
走高，折射的是市场因素开始在这个小农国度逐步“发酵”的事实。道理很清楚，
商业越来越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陌生人做生意，如何建立买卖双方的
信任呢？关羽“千里走单骑”“义薄云天”的传奇就在铜钱的计算声中粉墨登场
了。

　　商业生意倚重“义”文化，是在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发展出来的必然逻辑。所
以直至今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酒桌上的生意”，所谓“生意不成仁义在”。
陌生人之间的生意关系，一定要发展到朋友之间的“义气”的程度，才算可靠。
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总是请人去吃“花酒”，
看来真的是选对了地方。

　　可惜的是，“义气”要求双方的交情发展到一定的深度，这不是所有的买卖
关系所能具备的。在“义气”的故纸堆里，我们看到的只是放大的“人情”，找
不到“法治规则”的身影。更何况，小农的思想里，本身就隐藏着某种程度的
“欺生”的狡黠。因为他与外界的交易，即使有，也往往是一次性的，故而“欺
骗一次又何妨”。

　　于是我们见到了今天中国市场秩序中诚信的极度缺失。这个问题恐怕不是靠
弘扬传统的“义”文化所能解决的。我想问的是，平等、诚信、负责的商业精神
的种子，在中国这块缺少适宜养分的土地上，能否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抑或，
就象西方文明的其他因子在中国的命运一样，等待我们的又是一场“淮南为桔淮
北为枳”的结局？

　　近两年来，我国经济学界一些有良心的学者反复强调，市场经济有好坏之分，
我们努力的方向应该是建设一个“好的市场经济”。我理解，诚信文化在全社会
普遍的养成，本身就是“好的市场经济”所依赖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而要做到
这一点，则需要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诚信立法”，这个过程一定会比较缓慢，所
以，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