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面的内容看，好像也承认印度更腐败更低效
只是想为民主辩解：印度的更腐败更低效不是因为印度的民主带来的
这个其实不是问题
问题是：为什么“正确”的【印度的民主】下仍然有“不正确”的更腐败更低效

【接着他又说：“告诉各位一个郎教授的全新理论。我们的腐败叫什么？叫做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印度的腐败叫做完全多元化的腐败。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要批一个电厂，要盖100个章的话，在中国，基本上你找对领导的话，腐败腐败以后，全部都搞定了，产业链整合式的腐败，非常有效率。但是你到了印度去的话呢，哇，100个章，你得找100个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个体，你得把每一个人给他说服了，给他搞定。”

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理论，但这两种腐败的区别不是他发明的，而是关于腐败的理论中早就被提出的(例如研究此问题的权威，耶鲁大学教授Susan Rose-Ackerman)。这个理论确实如他所说，对投资者来说，集中式的腐败是只要贿赂一个官员，确实可能比多元分散的腐败体制（亦即投资者需要买通许多官员）来得有效率。

但是这个差异是否真的能体现印度与中国的差别是非常有疑问的。此外，这更不是民主与威权的差异。上述两种腐败制度的差别其实来自于国家能力的不同。在有的体制中（如许多非洲国家），由于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几近瓦解，官僚体系非常没有效率，所以投资者必须进行多重贿赂，因此交易成本比较高。这种“失败的国家体制”(failed state)口及其所导致的多元腐败体制，在民主与威权制度都可能出现，并非民主之特产。

民主确实可能沦为一种利益分赃政治。但正如郭宇宽先生所说，印度的分赃体系是草根式的分沾机制，中国则是精英式的侵占机制。而我要进一步指出，这个差别正是来自于印度的民主，所以政客需要给予人民物质利益来交换政治支持，这在政治学理论上称为侍从主义（clientelism）。

当然，不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对民众的利益而言，任何形式的腐败都是不好的，所以去比较中国和印度谁更腐败并无太大意义。重要的是如何降低腐败，如何让政客与官僚可以更为公共利益服务，让司法机构可以独立调查并审判各种腐败行为，让公民社会可以自我组织来监督政治权力。这些，显然必须以民主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