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启示录

王力雄

中国的911袭击会来自哪里——911启示录(1)
王力雄

拉登在笑

2002年的5月，我参加美国国务院主办的“国际访问者”项目。那是美国政府出钱，按照访问者的兴趣在美国漫游28天的一次旅行。有一个美国政府付费的翻译陪同，翻译同时为访问者办理交通和住宿。一路都有各地的接待者事先安排，访问者想去的地方，希望见的人，都会尽可能安排。总之，访问者在整个行程中会觉得自己受到的是非常尊贵的接待，只有一个地方例外——机场。

那一行走了不少个机场，几乎每一次我都要受到周身搜查。程序是先让你在一个单独隔离的过道等待，然后被要求站到一个指定的区域，双手向两侧伸开（好在不要求举过头顶），一个男性安检人员（这种检查大部分是同性对同性）用仪器在你周身扫描，随时用他的手摸你身上各个部位，还会要求你撩开衣服，把裤子的皮带扣翻开给他看，让你拉起裤腿看你的踝部，然后还要脱鞋翘起双脚，他在你脚底用仪器扫描，捏摸你的鞋子，最后还要把鞋子送进X光机检查。

开始可能主要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过安全门时往往导致报警。后来我过安全门前把身上所有东西全部取出，包括皮带也抽下，寕可过去以后麻烦点，也比受一番那样的搜身省事得多。

不过情况并没有改善，反而继续加重。不知道是因为有猜测说本·拉登会在美国国殇日假期发动新的恐怖攻击，导致了安全检查升级，还是因为美国机场正好开始运行自动判别可疑者的软件，反正在后面的几次乘机中，连我的翻译（一个美籍香港人）都跟我一块被挑出做特殊检查，次次不拉。

在check in时候就会告知，我们已经被计算机认定需要做特殊检查。于是我们准备托运的行李必须由机场专人送往一个特殊检查区。往往需要把行李打开，除了看里面的物品，还要用测试纸在箱子里面擦抹，然后送进仪器看有没有沾染过爆炸物质。检查通过后，我们不能再单独接触自己的箱子，直接送去托运。随后我们个人和随身物品会受到两次专门检查，一次是在机场的安全检查口，一次是在登机口。每次除了要完成上述的搜身程序，还要把手提行李的所有东西都拿出。其中每一件电器产品都要启动，让检查者看到那的确是按照该电器的应有功能在运转。如果你把你的行李打得很紧凑，每次检查过后就会很麻烦，你必须重新恢复紧凑，否则你的包就会难以盖上。

我当然觉得这是美国应有的权力，但是每次遭遇这样的检查还是免不了带著尴尬表情。我的翻译试图弄明白我们为什么会次次被挑中，谁也无法给他明确的回答。但根据他的经验，他可以大概给我一个解释。一是我们两个都是不同于一般美国人的姓名，容易被计算机挑出，二是我们走的是一条曲曲折折的单程路线（电脑已经把我们走过的每一步都做了记录），而且是两个男人搭伴，在计算机判断中应该属于特别可疑的对象。翻译对此很恼火，因为他不像我项目一完就好了。他以后还要不断地陪同我这种国际访客，都是这种走法，岂不是要麻烦死了。

到底是不是他解释的理由我不敢断定，如果仅仅是针对我们这样的人，机场的负担不会很大。但是到处都看到跟我一样遭到检查的人，其中有模样很绅士的老人，有很文雅的女士，地道的美国人也为数不少，甚至是残疾人也有遭受检查的。我经常需要排队等著轮到我。为了做安全检查，每个机场都增加了很多人。不少机场还有身穿迷彩服的国民警卫队士兵在警戒。为了应付检查，旅客比以往要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机场。我有时候禁不住要计算，全美国为此要增加多少麻烦，浪费多少时间，耽误多少事情。

这还不仅仅是美国如此，全世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浪费的总量又要增加多少？

911以前我也来过美国，那时在美国坐飞机和坐公共汽车的方便程度差不多少，而现在，我想的是在美国要尽可能地少坐飞机。

这一切都是因为911。

访问结束后，去西雅图我弟弟家。弟弟在从机场接我回家的路上就讲了一系列美国各种媒体上发表的本·拉登在国殇日将会策划怎样攻击的猜想，种种招数，招招出奇制胜。弟弟说本·拉登一定是不知独自坐在哪里乐不可支呢，有这么多人替他想招，他都不用动脑筋了，只需在其中选择合适的就足够用了。

我想本·拉登最乐的倒不见得是有人给他想招，他自己的脑子肯定够用，最能让他满意的，应该是他能用那么小的成本，换来这世界如此高昂的，且无止境的支出。

911使恐怖主义进入一个新纪元

本拉登的成本是什么呢？——若干条人命。全部计划都需要围绕那几条人命，才能形成和实现。自古让手下人送命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在本拉登那里却不同，送命者不是被他强迫去死，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计划的整个准备与执行过程，那些人完全脱离他的控制，全靠自觉地执行计划，其中若是有一点不情愿，计划就会丧失可行的基础。

让人接受死亡是困难的。一时冲动地接受还好说，执行911任务的人却是经过了几年时间进行准备，潜伏、学习和筹划，他们每天考虑的都是如何在最终一刻去死。那种对死亡的冷静程度和深思熟虑的认同，没有一种彻底地视死如归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从电视画面中飞机撞向大楼的姿态可以看出来。不难想象，平时被人在眼前虚晃一拳，都会做出不自觉的躲避动作，驾驶飞机的人面对山一样的摩天大楼迎头撞去时，却无丝毫犹豫，整个动作完成得坚定不移。

以往对攻击的防止，可以利用的一个基本规则是：攻击者是要保存自己的。而只要攻击者想活，防范攻击就比较容易。过去机场的安全检查相对简单就是基于这一点。例如那时重视有人托运行李却不上飞机的情况，出发点是认为不会有人自己也在飞机上的时候炸掉飞机。一旦出现了劫持飞机的情况，机组的标准反应是服从与配合劫机者，也是出于劫机者自己要活，对其配合最容易避免机毁人亡的结果。

那时也有同归于尽的情况发生，但大都是情急之下的反应，或迫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深思熟虑的预谋或一开始就选定的目标。如慕尼黑奥运会的巴勒斯坦突击队与以色列运动员同归于尽，是因为德国反恐部门发动了进攻。出现这样的结果，有关的事后检讨总是要反思当时处置是否得当，是否可以利用攻击者想活的心理得到更好的结果。

蓄谋的自杀性攻击过去也有，但经常听闻的杀人然后自杀的行为不应该算作这里讨论的自杀性攻击，那种自杀往往是因为知道自己逃不脱惩罚而为之，并不是把自杀本身当作一种武器来使用。人体炸弹是一种典型的自杀性攻击，但以往只是偶尔发生，局限于个体行为，没有成为有组织有规模且持续不断的行为。

典型的有组织集体性自杀攻击是二战时期的日军神风攻击队，然而那是针对军事目标的战争行为，和中共军队的手托炸药包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性质一样，是英雄行为而不是恐怖活动。

恐怖活动的初级阶段往往只是为了报复，一般只针对应该报复的对象，即使不是严格避免伤及无辜，也不会故意去针对无辜。在这个层次，恐怖活动和战争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为了取得具体的结果，也有其合理性。但是一旦认识到通过大众传媒可以给社会造成震动和广泛影响的效果，恐怖活动就开始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其目的已经不在于具体的结果，而更多的在于获得社会影响。通过影响来表达主张，伸张意志，施加压力并获得讨价还价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有意识地攻击平民就会被认为是更有效果的。因为目标明确的针对性报复不能带来人人自危的效果，同时因为其具有的合理性也不太引起偏爱不合理事物的媒体关注，攻击平民一方面容易得多，一方面能够更切实地触痛社会心灵，还因为其没有规则导致人人必须防范而扩大影响，所以攻击平民和非军事目标必然会成为恐怖主义的选择。

不过以往针对平民的恐怖活动，自杀性攻击不多，因为平民没有抵抗能力，任其宰割，似乎用不著付出自杀的代价。只是对准某个公共场所扔一颗炸弹或进行一番扫射，再迅速地逃跑就是了。近年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平民的攻击开始采用自杀式的攻击，因为以色列防范之严密，不用自杀方式难以获得成功。不过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还属于初级方式，就单个而论，破坏性有限，它目前之所以影响不断扩大，在于其开始具有的连续性，前仆后继，防不胜防，成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的一种独特方式的战争。

911事件则是把恐怖主义可利用的所有因素以极限方式组合在一起，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恐怖主义颠峰。它针对的不仅是平民，而且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它炸掉的不仅是两栋民用建筑，而且是美国的象征与骄傲，它付出的代价之小和破坏之大堪称奇迹，对媒体的利用可谓登峰造极，对美国社会的心理打击也是前所未有。仅仅从行动本身而言，达到了几乎完美的境界。

实现这种威力和完美的，就是那一群以自身生命为武器的攻击者。

人的生命可以充当怎样的武器，这在911以前没有被很好地认识。在冷兵器年代，人可以“一命换一命”，换还是不换，看如何评判价值，荆轲若能刺成秦王会觉得很值，但是单从武器的角度，威力还只是一对一。有炸药则不同，一个人体炸弹可以换几十条命，从换命的角度威力大了许多倍，但是仍然有限。

现代人创造了各种能源和运输工具，导致武器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实仔细分析那些武器，无非就是如何把能源运送到目标释放为力量。高科技在武器上的应用是以电脑和精密仪器代替人来实现控制过程，以在不付出自己生命的同时把能量准确地运送到目标进行释放。明白这一点就可以知道人的生命能够起什么样的作用。工业时代已经提供了种种能源和运送工具，布满社会，其没有成为武器，缺的是实现组合与达到目标的控制过程，以及如何在能量释放于目标时能保存自己。如果这时能够反过来，人肯用自己的头脑替代电脑，用自己的操作代替仪器，并且不要求保存自己，其生命就可以成为凝聚武器的核心，并通过控制使其摧毁目标，实现武器的功能。

国家无疑要控制武器，国家的功能之一就是垄断武力。但是国家能控制的，只是武器中把能源和运送工具组合起来的体系，并不是能源和运送工具本身。没有那种组合的体系，能源和运送工具不会成为武器，而进行这种控制的前提，就在于认定人不会以自己的生命充当武器的组合体系，必须依靠电脑、仪器的体系形成武器，而那种电脑和仪器的体系所要求的财力、人力和知识方面的资源，不要说个人无法去想，恐怖组织望尘莫及，就是一般国家也难做到，因此才形成国家对武器的垄断，也才形成了西方国家对比非发达国家的武器优势。

其实，人自身远比电脑和仪器更有智能，善于应变和擅长学习，只要人肯于把自己当作形成一件武器的因素，为此去思考和学习，琢磨出组合能源、运送和释放的方法，然后通过自身的行动去实现那种组合，不考虑保存自己，而只把自己当作武器的控制部分，最终在和武器一同爆发之中实现自己，那么国家对武器的垄断就被打破，弱小的群体也就有可能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实行震撼性的打击了。这就是高科技时代自杀性攻击的力量所在。911的攻击者，无非是通过自己的控制，把民用飞机变成了精确打击的导弹。说到底就是这么简单。

911让世界对恐怖活动重新认识，过去的规则不再适用。随著科技的发展，能源和运送工具的不断提高，只要有人肯充当武器的组合者和控制部分，可以制造的毁灭力量将会越来越大。911已经显示出恐怖活动能达到怎样的惊天动地，但是远没有到头。我的一位回族朋友曾在911后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核武器可以放进一个皮包，他愿意带著皮包进入特拉维夫，和特拉维夫一块毁灭。要知道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回民，和中东的是是非非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仅仅因为信仰同一个宗教，都希望如此地灭绝以色列，像萨达姆·侯赛因那种对美国有滔天之仇者，还不知道正在处心积虑地酝酿著怎样的大恐怖呢。有一天我听到他制造出比911更为恐怖的事件，我是一点也不会奇怪的。

而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更多浮上脑海的情景却是可能发生在中国的一幕，由自杀进攻者驾驶的自制简易潜艇，驶进三峡大坝底部的冲淤隧道，在大坝深处所载的轻型核武器。随著三峡大坝的垮塌，下游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的几千万人顿成鱼鳖，中国也在如此一击中轰然倒下。


911式的攻击能否被防止——911启示录(2)

王力雄

911式的攻击能否被防止

对美国而言，这样的问题似乎不可能有别的回答——911式的攻击必须被防止！美国不能再经受一次新的911。然而这只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并不是最终的事实和结论。

没错，我亲身经历了美国机场严密的安全检查，我相信恐怖分子现在企图劫机会会变得困难。但是我也相信恐怖分子现在才不会劫机。他们没有那么傻，为什么要选在这种时机？他们现在要做的是暗处看热闹，以逸待劳，同时琢磨下一步方案，进行学习和准备。

即使在美国现在这种到处风声鹤唳的紧张状态下，恐怖活动其实照样可以进行。美国媒体所猜测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就很可行——在某个公寓大楼租一套房间，不引人注意地分批运进炸药，如果每次运量足够小，间隔时间足够长，一般是很难被察觉的。然后选一个合适时机，引爆积少成多的炸药，炸塌整个大楼，造成几百人死伤，那就等于给美国还未愈合的伤口再撒一道盐。甚至还可以采用911的手法，选择两栋相距不远的公寓楼，各自在所租的房间里放好炸药，先炸第一栋楼，等各媒体的记者和摄像机全都赶到时，再炸第二栋楼，爆炸的场面就可以被现场实录，随后在媒体上反复播放，取得更大的震动效果。

其实，恐怖活动的直接打击造成的破坏相对是小的，即使是曼哈顿的世贸中心双子楼倒塌，造成的损失也远不如通过扩散效应而对美国造成的经济衰退等打击，甚至世界都受影响。不过在我看来，最大的破坏还是整个社会安全感的丧失。恐怖分子藏在暗处，防不胜防。为了提防少数几人不知何时可能进行的攻击，社会必须无止境地付出昂贵成本。他们可以做一点小举动，举例说，花25美分打一个电话，谎称在某个大楼放了炸弹，那可能需要出动上百名警察，几十辆消防车和救护车，大楼停止办公，疏散所有人员，进行地毯式搜索，计算成本的话，可能是25万美元，是对方耗费（电话费）的100万倍。这是恐怖分子做事，如果他们不做事呢，他们可以动，也可以不动，主动权完全由他们掌握。在他们不动的时候，他们的成本等于零，而防范者却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严阵以待，不能有任何松懈。那时双方的成本就更不成比例。恐怖分子以逸待劳，耐心地等待时机。所谓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防范者久而久之不遇情况，必会有麻痹放松之时，那就是恐怖分子重新出击的机会。如此下去，社会将永无宁日，人类也无法维系生存的意义与信心——而这，正是恐怖主义的目标和策略所在。

不错，可以采取主动出击的方式对付恐怖主义，将恐怖分子抓获或从肉体上消灭，将其营地和势力彻底摧毁，恐怖主义不就可以随之被埋葬？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就是这种思路。然而这里的问题首先在于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是相互滋生的，并非消灭恐怖分子就能消灭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不一定非得由恐怖分子来传承，它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无法扼杀，通过思想传承，可以随时制造新的恐怖分子——这一点下节再谈。即使只是针对已经知道的恐怖分子，如本拉登，美国倾举国之力，本拉登至今仍在逍遥，还要不时公布一盘录像带进行挑衅。何况这世界可能还有更多不被知道的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只要不实行恐怖活动，看上去就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只要你不是采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政策，就永远难以把他们挖掘干净。

对此，让我改动一下林肯的名言：可以在一定的时间防范住所有的恐怖活动，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防范住一定的恐怖活动，但是无法在所有的时间防范住所有的恐怖活动。——这就是目前反恐怖的困境所在。

制造911式恐怖的两个条件

传统方式的恐怖活动，对世界的影响还不是太大，可以承受，也容易解决。911式的恐怖活动，则超过了人类社会可以承受的极限。911开辟了恐怖主义的新纪元，说的就是这个，从此恐怖活动不再是小打小闹，而是惊天动地。如果不能消灭911式的恐怖活动，人类将永远胆战心惊，不能解脱。

如何才能消灭911式的恐怖活动？既然以武力消灭恐怖分子达不到目的，就要寻找其他途径。分析911，可以知道其得以执行和成功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以生命做武器的自杀攻击者；二是有相当的资源做后盾。进一步分析，并非一两个自杀者可以搞出911，而是需要多人同时自杀才能做到，这是一；二是自杀者仅有数量还不够，能把现代社会中的能源和运送工具组合成杀伤力巨大的武器，并非只要敢死就能做到。911的执行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要事先进入美国潜伏，办理合法身份，学习飞机驾驶，多次乘坐航班进行侦察，还要进行彼此的协调与配合，所有那些都需离不开组织和资源方面的支持。

那么我们就来看，群体的自杀攻击者和他们背后的组织及资源需要在什么基础上才能形成。

我见过一个法国女记者，她非常轻蔑地说那些自杀攻击者都是向往被许诺的天堂世界，那里有无数美女供他们享乐，个个都是****之身。虽然那女记者曾在穆斯林国家生活多年，口气不容置辩，但我并不相信事情如此简单，也不认为只要在哪里住过就会成为权威，因为我知道那么多在西藏居住多年的汉人官员，对西藏的认识完全是南辕北辙。事实上，911的核心人物穆罕默德·阿塔在生活中总是离女性远远，他的父亲说他甚至不愿同女性握手。父亲为他物色了漂亮的未婚妻，他却没有去享用那个****之身，就走上了自己选择的死亡之路。

911后媒体发表了美国调查人员在波士顿洛根机场一部汽车内发现的阿塔遗嘱，其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字句：“为我清洗身体的人必须是高尚的穆斯林，他们必须带上手套，保证不会直接碰触到我的身体。我的衣服必须是白色的三件套，但不要丝绸或任何昂贵的布料。”他要求在葬礼中向他的遗体抛洒三次尘土，并念道：“你来自于尘土，你就是尘土，你将回归于尘土。而一个新的生命将诞生于尘土。”抛洒尘土的仪式结束后，“每一个人都应该高呼真主的名字，并向他证明我是以穆斯林的身份死去的，我信仰真主的。所有人都要为我祈求真主的原谅……人们应该在我的墓前逗留一个小时，这样我能享受大家的陪伴。最后，杀死一只动物作为牺牲，并将它的肉分发给饥饿的人。”这遗嘱是在911事件5年前所写，那时他应该还不知道他将遗体无存，但是他把它放在911登机前所乘的汽车上，说明他仍然要以这份遗嘱为准。对于写出如此遗嘱的人，你不能相信那些对其侏儒化的解释。

911是四起劫机同时行动，一共19个自杀攻击者。即使如一些媒体所说其中有人事先不知道要进行自杀攻击，至少也有四个以上的人事先是知道的，他们都同阿塔一样，是多年准备，心甘情愿地以自己的生命充当攻击武器。对这样一个深思熟虑、视死如归的自杀群体，应该如何解释呢？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放在本拉登身上，他出身富贵，有数亿家产，他要享用美人的****之身，何必去另一个世界？他本是可以终生挥霍不尽，享乐无穷的呀。但他如清教徒一样生活，把全部财富花在911一类的恐怖行动上。正是他，提供了911得以成功的第二个条件——组织与资源。这种本拉登现象又该用什么来解释呢？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目的并不是要把制造了911事件的恐怖分子树为英雄，但是我们要想防止未来再出现911的翻版，仅仅是带著憎恶对其进行漫画式的描述是不够的，那会让我们继续盲目于歧途，而不能找出足以进行防范的病源。


避免未来重演911的唯一途径——911启示录(3)

王力雄

族群和族群仇恨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立即看出本拉登以及911自杀攻击者所具有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穆斯林。911之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热了起来，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但我本人并不认同“文明冲突”，也不认为宗教本身存在战争。难道宗教经文会自己拿起刀枪相互厮杀吗？文明冲突是一个分析问题的角度，但应该把概念落实得更为具体。在我来看，与其说文明冲突，不如说族群冲突来得准确。族群是由人组成的，人有肢体，可以操纵武器，因此族群是能够进行冲突与战争的。宗教和文明是划分族群的因素之一，却不是族群本身。文明和宗教可以被当作族群的旗帜，就像军队在战场上会跟著战旗冲锋，然而却不能说从事战争的是战旗。

我所说的族群可以按照民族、阶级、信仰等做出不同划分——从某一国家的国民到某一宗教的信徒，从皮肤颜色到教会流派，从穷富的不同到文化的不同，从西藏人到******，从下岗工人到台湾居民……每个族群都被特有的命运、历史和感情，以及理想与追求所凝聚。族群由人组成，因此有人的情感，当一个族群受到挫折的时候，会产生共同的焦虑，继而凝聚为族群冲突的动力。尤其是具有强烈的文明与宗教自豪感的族群，在现实中屡屡面对失败的耻辱，甚至产生灭亡在即的危机感时，更容易化作强烈的族群仇恨。

族群仇恨是导致族群冲突不断升级且越来越趋于极端的毒药。我相信本拉登及其部下，以及整个911事件，都是在这种族群仇恨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

回顾一下穆斯林（尤其是中东穆斯林）民族的近代历史，不难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族群仇恨，其中和以色列的冲突是核心。我对此没有深入研究，不能一一细数其中的过节，然而大致轮廓一目了然，中东冲突的整个过程，几乎就是近代伊斯兰世界从失败走向失败的过程。人口、面积、军队、资源大出多少倍的伊斯兰诸国，被一个弹丸小国以色列一次又一次打得溃不成军，不得不投降认输，割地求和。这对拥有荣耀往昔的穆斯林民族等于是一次次吞下耻辱的苦果，是对其民族自信心的致命打击。中东各国从早期的联合对以开战，到现在的分头对以媾和，追随美国，倒向西方，彼此纷争不休，被世界的主流排挤在边缘，同时被西方视为贫穷、愚昧、腐败和反对进步的化身。

仇恨是在弱者心里积累起来的，强者因为强，有仇就报，有恨就泄，所以不会积累。而弱者在和前者的对抗中，往往只能处于绝望之中，注定无法取得胜利，所有出路都被堵死，没有任何可能改变处境，想想这几十年的巴以冲突，我的确能设身处地地感受到伊斯兰世界的绝望。我这样说不在于评断是非对错，也不是表达我在中东冲突上的立场，我只是设想仇恨是如何产生的。

族群仇恨对族群中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精英，是最能够产生激动作用的。那种精英一般受过较好教育，熟知民族的光荣历史和文化精粹，因此能够更强烈地感知自己族群的现实耻辱和软弱无能。他们虽然自身有能力去过另一种生活，然而强烈的道德感和理想主义不会允许他们斩断自身与族群的联系，相反是要以拯救族群为己任。不幸的现实正好给他们的英雄主义提供了表演舞台，他们内心的驱动更多地源自情感，如果再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走向极端几乎就是一种必然。而对于那种在现实中四面碰壁，仇恨无处释放，但是又决不服输，一定要把反抗进行下去的“救世主”，最终走上的可能就会是以暴力进行表达的恐怖主义。

在我眼中，恐怖主义是弱势者的行为。虽说本·拉登财产不少，组织严密，人员众多，但是相对他的敌人——美国和西方世界而言，仍然弱到不成比例。甚至整个穆斯林世界对西方而言都是弱势。我不是说弱者一定拥有正义，但我可以比较肯定一点——在强弱之间的对抗中，绝望只能产生于弱势一方，仇恨也最容易在弱者心里爆发，当别的都做不了时，在屈服和耻辱以外唯一能自己选择的就是暴力。暴力虽然仍旧改变不了处境，但至少可以表达反抗，可以纾缓心中积累的仇恨，也可以洗刷被迫屈服的耻辱。而只有在仇恨达到极度的状态时，才会促使人宁愿以自己的生命换取对敌人的惩罚。因此我要说，恐怖主义炸药的爆炸，首先是仇恨的爆炸。

的确，恐怖主义者漠视规则，往往以平民或民用设施为对象，那无疑是罪恶。然而正因为是弱势的一方，如果遵守规则的话，就什么也做不成，只能憋死。试想一下，以弱者之力，如何能做到只去攻击强大一方的军队和防守严密的军事目标呢？本·拉登如果强过美国，他何必搞恐怖活动，直接挥兵攻打美国就是了。

我们谴责恐怖主义者，但是把他们说成是没有任何道德感的流氓无赖，那就错了。能献身的人不会缺乏道德的支持，只不过那是另外立场上的道德。911攻击者把矛头对准美国，是因为他们把美国当作站在以色列身后的万恶之源，是撒旦的化身。做一下换位思考，当世界谴责911攻击者杀害平民的时候，攻击者一定会做出这样的回答——美国对伊拉克的封锁造成了数十万儿童死亡，只杀掉美国几千平民远不够偿还！

极端的民族主义一定程度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正义性，帮助复仇者用更为神圣的道德压倒良心层面的道德。尽管那正义和神圣可能虚假，却使复仇者可以安心地从事不分对象的毁灭，使其从事的报复达到最大化。这种极端主义往往会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以允诺另一个世界的嘉奖和报偿来吸引不惜生命的献身，制造出毛泽东当年夸耀的“精神原子弹”。

911式的恐怖活动离不开族群基础

我在这里单独提出族群的仇恨，是因为类似911那种大规模的恐怖活动，只有在族群仇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911的成功要同时具备很多条件——严密的组织，巨额资金，长久系统的安排与配合，绝不出卖的忠诚，一呼百应的支持等，都是单枪匹马的恐怖分子或黑社会式的团伙罪犯无法拥有的。尤其是其中的关键一环——自杀攻击者，更是需要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激励，以及民族英雄荣誉的感召才能形成。恐怖主义是一个系统，只有在族群中才能形成和保持，也只有整个族群的仇恨能将其驱动，并且靠族群的忠诚培育与护卫，以及靠族群凝聚的资源所供养。

以总是与恐怖主义共生的极端宗教势力为例，如果没有族群仇恨的驱使，宗教在本质上总是鼓励和平为善的，不会鼓励杀戮和给杀手许诺美好天堂。正是族群仇恨使极端势力成了正义化身，使得宗教也变成复仇的武器。恐怖主义与宗教结合在一起，就能够最大程度地汲取资源和整合组织，并获得愿意舍身求死的战士。911袭击者受的是西方教育，习惯西方生活，得到西方的好处，平时他们可能是温文有礼的公民、同事和邻里，却能在最后时刻冷酷无情地带著一飞机平民撞进钢架水泥中。他们不是出于个人恩怨，正是为了族群的仇恨，才冷血地踏上那种亡命之途。

所以，把911事件看成仅仅是拉登所为是不全面的。尽管拉登有钱，死士却不是用钱能买来的。重赏之下可以有“勇夫”，但“勇夫”是要活著去享用重赏。在阿塔的遗嘱中，没人能看到任何一点钱的影子，通篇展示的只是信仰和决心。

即使是拉登，也不能视为被偶然降临于世的狂人。追逐财富是人的本性，而舍出几亿家财的动力只能来源于历史性。拉登是在族群土壤中产生的，被族群的文化和历史滋养，由族群的耻辱和仇恨所驱使，他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体，而非凭空而降的恐怖魔王。我们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不能不正视他。尤其不能视而不见的，是911后拉登在穆斯林世界得到更为狂热的崇拜和爱戴。那种和西方世界如此不同的爱憎显示了什么？

——正是族群的仇恨。

只有在族群仇恨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制造911恐怖袭击的能力，这应该是我们从911的惨痛中得到的正面的提醒，这个提醒虽然很简单，却给我们指明了未来避免再发生911恐怖的唯一途径，那就是消除族群仇恨，而不是继续加深族群的仇恨
。


中国的911袭击会来自哪里——911启示录(4)

王力雄

中国与911

911在中国引起的反应可以归纳为两点，其中一点一眼看去就是愚蠢的，另一点则是看上去似乎挺“聪明”，最终却不会有好的效果。

一看就愚蠢的是，一些热爱纸上谈兵的军事爱好者，不乏得意地认为本拉登成功地实践了一次中国专利的“超限战”，似乎是替未来中国打败美国进行了一次演习。然而动一点脑筋就可以想到，恐怖主义并不是国家——尤其是处于弱势一方的国家——能使用的。恐怖分子能够“超限”地使用恐怖手段，是因为他们躲在暗处，能逃避惩罚。一个主权国家从事“超限战”，却是冤有头债有主。你对人家超限，人家难道不会对你超限？超限对超限，弱者还是要失败。而规则被破坏，弱国受保护的屏障也就失掉。历史上弱国所以能够生存，对规则的依赖远多于强国。弱国主动破坏规则，只能是一种愚蠢的自杀。因此，所谓的“超限战”作为中国对外的军事战略没有价值，相反却可以成为地下反对势力的武器。尤其是在镇压下感到绝望的少数民族极端分子，如果接受“超限战”的思想，走上恐怖主义之路，在中国境内上演911袭击的翻版，并不是没有可能。

看上去似乎“聪明”的是，中国政府利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迫切反恐的心理，正式宣布新疆地区的反抗活动是恐怖主义，并将其同本拉登与塔利班挂钩，加强镇压，希望反恐怖的名义能够堵住国际社会在人权方面的指责，支持中国政府在新疆消灭民族分离运动及其组织。不过这种聪明是小聪明，看上去有投机性质，甚至借机讹人。美国在反恐方面需要中国配合，也需要和中国缓和关系，近日宣布了把众多新疆分离组织中的一个列为恐怖组织，但是一方面这其中的明显的交易关系受到舆论广泛批评，另一方面美国对此的合作也将是很有限的。美国至今不把在塔利班队伍中俘虏的维吾尔人引渡给中国，而且还曾具有针对性地公开表态不赞成把反恐怖混同于镇压异见活动。而伊斯兰世界更会对中国和美国的这种交易心中不满。911后美国发动的战争本来就打著“文明冲突”的旗号，布什甚至说出了十字军圣战的狂言，在这时真正的聪明是应该避免和美国混淆不清，不要趁火打劫地同时发动另一场针对穆斯林民族的战争，否则以前扮演的支持非发达国家和受压迫民族的姿态，都会被视为口是心非，其实也是在按文明和宗教划分阵营，而且在全球穆斯林遭受普遍困扰时也跟著踩上一脚，很像是一种蓄谋的叛卖。结果趁机占的那点小便宜，既导致美国和西方因此不认为中国的支持有诚意，又会在十多亿人口的穆斯林世界中丢分，所失比所得会多得多。

不过北京决策者不一定全是出于算计才这样做，他们可能确实从911中受到了惊吓。以往何曾想到恐怖主义能有如此之大的威力，即使搞出一些爆炸，杀了一些人，甚至发动局部的暴动，对掌握著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而言，都构不成大的威胁，顶多是一些麻烦而已。911却让人看到恐怖主义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壮举。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北京、上海，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打击？若是有飞机撞进中南海、天安门、毛泽东纪念堂、奥林匹克体育场……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而谁有可能在中国复制这种911的翻版呢？首先能想到的就是新疆的伊斯兰分离势力。中国虽然同时有西藏问题，但西藏人讲非暴力，穆斯林讲的却是圣战。以往发生在新疆的爆炸、暗杀、纵火等活动，已经说明新疆分离势力选定了以暴力为手段。以前没有做大只是能力问题，如果任其发展起来，达到和本拉登同样水平只是迟早之事。所以不如先下手为强，把任何可能在未来导致911危险的因素及早消灭。这和北京一直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的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新疆问题

所谓的“新疆问题”到底是什么？

新疆在中国行政区划中的全称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的西北，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占中国领土总面积的六分之一。新疆人口为1925万人，其中汉族人口749.77万人，占总人口的40.61%（2000年人口普查）1。除了汉族，历史上长期在新疆地区居住的有12个民族。维吾尔族是最大的民族，1997年为802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45.18%。哈萨克族第二，1997年为127万，然后是回族，1997年为77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为十几万人，其余民族人口皆在几万人以下2。

新疆的民族情况和边境情况非常复杂，54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与8个国家为邻（即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在中国的各省区中接壤国家最多、边境线最长、对外口岸最多。在汉族以外，新疆当地的12个民族中，有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与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中，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新疆本土民族中有5个属突厥民族，多个毗邻国家的主体民族也是突厥族，并且通向土耳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还有，新疆6个本土民族是跨界民族，其中有的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罗斯等。所以新疆的民族问题和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伊斯兰世界、泛突厥运动等很多因素都是相互影响，彼此渗透的。变量越多，相互作用的轨迹和结果会越复杂，且复杂程度与变量成指数关系。所以新疆问题可能达到的复杂程度将非常高。

对北京来讲，新疆问题的核心是试图把新疆从中国版图分裂出去的“东突厥斯坦国”的独立运动。那是二十世纪的新疆在国际性“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下生出的一个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新疆曾两次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第一次是1933年11月12日在南疆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只维持了3个月；第二次是1944年11月12日北疆成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后在苏联压力下以“三区革命”之名并入中共建政。中共执政的半个多世纪，新疆发生的所有与民族问题有关的事件，几乎无不打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之旗；境外流亡的新疆人组织，也多带有“东突厥斯坦”之名。

近年，新疆问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超过西藏问题，成为北京最为头疼的民族问题。西藏人奉行非暴力主义，表达抗议总是用和平方式，情急之下顶多扔几块石头。新疆人的表达则是用枪支、炸药、命和血。按照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1月21日发表的数字，自1990年至2001年，“东突”势力在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二百余起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同一篇文字还提到，中国警方在新疆往往一次就能查获6吨制爆化学原料，或是4500多枚手雷，或是近百的枪支和上万发子弹3，没有查获的更不知多少。可以想象，这种暴力规模足以让北京领导人心惊肉跳。

不过，头疼归头疼，在北京领导人的视野里，新疆问题并不会排在迫切要解决的范畴里。因为以中国目前的力量，防止新疆分裂是没有问题的，不管是用镇压的方式，还是用把新疆养起来的方式，或者是兼而有之的“胡萝卜加大棒”，中国都有这个能力。新疆当地民族即使进行再强烈的反抗，也无法撼动中国的统治。这也就是北京缺乏动力从更深层次解决新疆问题的原因，简单的镇压就够了，何必再找别的麻烦？即使当地民族心怀不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反抗了几百年，也没成气候，在北京的心目中，新疆也会一样。

在中国各民族力量对比上，汉人占绝对优势。200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汉族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91.59％。只占8.41％的少数民族人口中4，其中基本汉化的人口——如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满族等——占了相当比例，其他多数民族只是保持语言风俗方面的不同，不存在与中国分裂的意识。有独立要求的，只有藏区和新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加上内蒙古。这三个地区的民族人口加在一起，也就2千多万人，不到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二。所以仅从人口而言，中国几乎可以对其“忽略不计”，不认为中国存在民族问题。

然而，这三个地区的面积却占中国领土的一半以上，这其实才是中国民族问题不能被忽略的严重性所在。西藏、新疆、内蒙古，其中任何一个地区从中国脱离都是中国不能承受的，而这三个地区存在著某种实质上的互动关系，有一个地区脱离，另外两个地区也都会随之跟上。那时中国面临的就是失掉一半以上的领土。从这个角度看，民族问题对中国不但不能忽略不计，而且已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当然，就一般的角度看，以三个地区的民族力量之微弱，掌握资源之匮乏，要想战胜人口和资源都要多几十倍的汉族而获得民族独立，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除非出现一个例外的时机，那就是中国自身发生内乱。

回顾一下历史，这三个地区曾经付诸行动的分离活动，无一不是在中国的内忧外患之际。西藏趁中国辛亥革命时期进行“驱汉”，摆脱中国束缚，此后军阀割据、日本侵略和国共内战使得中国始终无暇西顾，导致西藏保持40年的实际独立。那段独立至今仍被西藏分离主义者当作西藏是独立国家的历史根据。新疆的两次成立“东突厥斯坦国”，皆是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动乱时期。而外蒙古的独立旗帜也是利用辛亥革命之混乱打起来的，至今已成为不可更改的既定事实。虽然这些分离活动也有外界因素的介入，但中国内乱是第一位的原因，中国自身不乱，外力发挥不了决定性的作用。

今天的中国，导致民族冲突爆发的因素大多已经齐备，缺的只是最后一个条件——中国发生内乱。尤其是新疆和西藏，按照现在的轨道走下去，只要中国发生内乱，几乎一定会发生有具有相当规模和烈度的分离活动。而且三个民族地区会相互促进与跟进。最终将导致何种结果，目前无法预料，但我相信一定会是中国的一个严重危机。此时似乎无足轻重的民族问题，那时就可能造成很大的冲击，甚至导致国家的解体。

那么中国有没有发生内乱的可能呢？这种前景似乎根本不在目前北京决策者和他们幕僚的视野中，这也许是他们真地出于自信，但也许是相反，不自信到对那种可能性想都不敢想的地步。然而不管是想还是不想，因为中国始终没有摆脱“摸著石头过河”的状况，所以其前景目前谁也看不清——这本身就蕴含著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当然不能排除发生内乱的可能。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统治方式是压制矛盾，而不是释放矛盾和解决矛盾，这种统治方式在能够压得住的情况下，社会会显得相当稳定，似乎什么事也没有，但是未解决的矛盾不断积累，压制能力终会达到极限，那时就会出现突然爆发，瞬间进入失控——即“天下大乱”。中国出现那样的前景，在我看来可能性是颇大的，那就是民族问题全面爆发的时刻。 我经常说，中国出现其他危机，不论是政治危机、经济危机还是社会危机，都不是最严重，即使发生了动乱，最终也是“肉烂在锅里”。民族危机却不一样，它带来的结果可能是造成国家解体，领土丧失，并且是覆水难收，如同外蒙古一样成为无法挽回的分离。

有人会立刻对我这种说法提出批评——如果民族独立能够给人民自由和幸福，国家解体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并且认定我还是一个持“大一统”观念的汉人。不过，我这样说，是因为这里正在讨论的题目是对中国而言的新疆问题，而非从人类正义的角度去评判真理。同时我也的确认为，这种对国家解体的担忧除了可以是出自国家主义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考虑安全与空间），从其他民族的角度，也是值得担忧的。关于此点我在后面会进一步涉及——中国国家的解体，即使对那些由此能获得独立的民族也不是福音，因为将带来的灾难也许更多更大，远远超过独立所能给那些民族带来的好处。

注释：

1 天山 http://www.tianshannet.com.cn/GB/channel11/50/200112/13/13810.html

2 根据天山 http://www.tianshannet.com.cn/GB/channel11/50/200112/13/13846.html
提供的数字计算。其他民族2000年人口普查的人口数字尚未公布。


王力雄：新疆问题由外力造成还是由北京自身造成——911启示录(5)

预期的自我实现

在北京的心目中，造成新疆问题的原因始终是来自外部的，或是国际势力的阴谋，或是当地民族中一小撮极端分子煽动，跟北京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在我看来，目前的新疆问题，由北京自身造成的可能更多。

虽说“泛伊斯兰”和“泛突厥”的思潮是来自外部的，但是这世界永远会有形形色色的思潮，大多数都是自生自灭，或者是在少数人的小圈子里打转，掀不起大的风浪。如果思潮被很多人甚至被一个民族所接受，那就说明一定是现实给那思潮的扎根和普及提供了土壤。

新疆历史上尽管出现过两次“东突厥国”的旗号，但上个世纪中国也出现过打著各种旗号的割据，包括共产党自己也曾在江西建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并没有因此就导致以后的中国分裂不断。事实上，“新疆问题”在综合因素上远没有“西藏问题”那样确实和深入，在以往相当长时间里也没有突出的表现和得到普遍认同。如果从时间上看，新疆问题的愈演愈烈，和近年北京在新疆开展的“反分裂斗争”几乎是同步的。因此有理由认为，新疆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预期的自我实现”。

中国古代小说《镜花缘》写到一些奇异的国家，其中的伯虑国之人是把睡觉当成死亡，所以全国的人都是以全部精力来避免睡觉，如果哪个人熬不住一下睡了过去，其他人一定要想各种办法把他搞醒。这样有人最终会顶不住，终于倒下去再也不醒——被困死了。于是伯虑国的人就得到了证实，果然是睡觉能导致死亡，于是更加努力地防范睡觉，导致更多的人长眠不醒——这是“预期的自我实现”一个典型故事。在现实中，如果甲国怀疑乙国是敌人，于是扩军备战，进行防范，由此引起乙国不安，也会随之进行备战，就成了甲国怀疑的印证，导致甲国进一步反应，而乙国又会进一步跟进。这样互动的结果，原本不是敌人的两国，最后会真的成为敌人。

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发言人迪里夏提(Dilixadi Rexidi)摄于该中心慕尼黑总部办公室的档案照片。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主张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疆独运动另一派别代表人物是艾山.买哈苏德，主张通过武装手段建立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主要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活动。(本照片由东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总部向独家提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新疆问题也是这样。中共曾发过一个针对新疆的“七号文件”，其中宣称“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一定性成为中共这些年在新疆实行强硬路线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七号文件”发布后，中共对“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打击不断加强，但结果如何呢？

我们可以把恐怖活动作为最鲜明的指标做一下分析。911之后，在宣布新疆分离主义为恐怖势力的同时，中国政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一篇题为《“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的文章，其中列举了1990年到2001年新疆发生的主要恐怖活动。“七号文件”发布于1996年3月，我把文章中列举的“七号文件”之前发生的恐怖活动和“七号文件”之后发生的恐怖活动分别进行统计，得到下表：

时间／死亡(人)／受伤(人)／爆炸[未遂]／暗杀／袭击机关／投毒、纵火／基地／
暴乱事件

1996年3月前／12／73／13[3]／1／－／－／1／1

1996年3月后／44／292／17／10／2／39／13／5

注：除了死亡和受伤是人数外，其他项目的数字是发生次数

两段时间比较起来，七号文件出台之前的时间还要长一些，然而七号文件出台后发生的恐怖活动，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前面的3.67倍，造成的受伤人数是前面的4倍，其他爆炸、暗杀、袭击、纵火、暴力等所有文章罗列的恐怖活动都有大幅乃至成倍地增加。

这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镇压加强了，恐怖活动反而增加，这种恐怖活动和镇压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呢？当北京用在新疆出现的恐怖活动来宣布新疆存在恐怖组织的时候，它有没有想过，其中一些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可能正是被它的“预期”及相应的行动所造就的。它显然不会这样想，因此事态就会进入“预期”不断实现的循环。

在我看来，新疆的确可能已经存在恐怖组织，而且还将会继续出现更大的恐怖组织。北京对外公布的情况肯定有很多确实的方面，包括新疆恐怖组织接受本拉登的训练或资助，我都不认为没有可能。然而问题最重要的方面北京却没有去思索，就是它自己在制造新疆恐怖活动方面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中共缔造者毛泽东早就有这样的至理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北京需要从这个角度去仔细地想一想，造成新疆之恨的缘和故到底是什么？

新疆日前揭露“东突”罪行，介绍境外“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买买提明·艾孜来提将海米提等12名恐怖分子派遣入境，先后18次从霍尔果斯口岸偷运武器入境。(资料图片）

肯定会有人不同意我这种分析。他们会争辩说，新疆的恐怖主义有自身发展过程，必然会从小到大，从少到多，而不是被“七号文件”的路线导致的。如果没有“七号文件”，情况可能更糟。

这种说法我不能完全否定，因为我们不可能再回到1996年3月重新开始。不过如果能够得到每个恐怖活动案件的详细材料，也不是不可以通过分析其起因和脉络，找到那些案件和七号文件路线之间的关系。只是这种研究工作，取决于中国的有关部门肯不肯配合，提供那些材料。5

其实恐怖活动永远只是少数人所为，如果没有生长的土壤，仅靠其自身是难以发展起来的，更不可能越搞越大。恐怖活动只是一个方面，在我看来，新疆最危险的在于当地民族整体地人心背离，走向敌对。而七号文件的路线正是在这方面起到了最不好的作用。七号文件的路线把“稳定”放在新疆一切事情之首，然后把“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自然全部矛头都要针对“主要危险”而去。这样一种逻辑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汉族肯定是不要分裂的，同时汉族基本不信教，尤其是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北京治理新疆的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

这样一种路线，无论用什么动听的言词来美化和修饰，都无法掩盖其内含的殖民主义的成分。因为这种路线本质上只能按照民族的不同划线，实施的结果就无法不把当地民族推倒对立的一面。

仅仅存在少数恐怖分子并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新疆的本土民族从整体上成为敌对的，新疆问题可就真的难以解决了。

注释：

5,虽然我在这里讨论七号文件，但我迄今为止从未看过七号文件本身的内容，只是靠把一些公开场合看到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这是中国特色的研究。


新疆的危险正**近临界点——911启示录(6)

王力雄

中共人士可能不会同意我这种说法。他们会列举中共给新疆的种种好处，以说明得到那么多好处的新疆本土民族只会感激，而不会与北京和中国为敌。

我不否认北京给了新疆很多经济上的好处。即使对我这样多年关注新疆情况的人，有些数字也使我印象深刻。如中共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乐泉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透露：2000年新疆在基础建设方面投资620多亿元，其中三分之二是国家投资；1990年至2000年国家向新疆总共投资2540亿元；2001年至2005年，国家在新疆的投资将达到4200亿元；新疆每年的公路投资保持在60至70亿等6，都超过我的估计。

不过这不能改变我的看法，以经济情况说明民族问题，我认为是一种文不对题。但这似乎已经成了中共人士的思维定式，只要涉及民族问题的时候，它总是开口谈经济。对此，西藏人的异议已经表达得很清楚：“如果给人钱和食物，却**人每天骂自己的父亲，能让人产生感激之心吗？”骂父亲可以是一个比喻（对藏人来说并不是比喻，因为北京天天**藏人批判的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的地位比父亲还高），它说明民族问题的根本是在精神文化的层次，而不是物质的层次。让人骂父亲不会并使人有物质的损失，但让人心中生出的憎恨却远不是物质可以弥补的。

某位外国记者描写的场面让我难忘，一个七岁的维吾尔族儿童每天晚上把地方当局规定白天必须悬挂的中国国旗收回时，都要放在脚下踩一遍。需要怎样的仇恨才会让孩子都做出如此的举动呢？

我在宁夏曾与一家从新疆迁回的当地人聊过，他们去新疆七八年，终于下决心回来。女主人跟我解释原因时说，连那么大点孩子看咱们的眼光都好像有仇，还从背后扔石头，那地方能呆吗？从孩子最能看出民族仇恨达到的程度。如果连孩子也参与其中的话，就可以说成了全民的同仇敌忾，巴勒斯坦的暴动场面总能看到孩子的身影，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在我看来，新疆的民族仇恨深入的程度，远远超过西藏。西藏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农牧区的百姓，对汉人没有普遍的敌意，而在新疆，对汉人的仇视却是无所不见。我将这种民族主义的充分动员和民族仇恨的广泛延伸称为“巴勒斯坦化”，新疆目前正处于“巴勒斯坦化”的过程中，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著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的余地，而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地评估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在七号文件的路线上走下去，毫无疑问是越走越近。

藏人对汉人民族主义情绪没有像新疆那样普遍，除了有些解释所说的两个民族宗教相同，还有一个可能更为重要的原因，即西藏的汉人移民远远少于新疆，近年虽然有所增加（多为流动人口），主要也是集中在城市和交通干线。从人口总数上来说，汉人在西藏自治区占的比例很低，即使把所有藏区都算上，汉人比例也不高，尤其在广大农牧区，汉人数量更是微乎其微。没有每天面对面的民族之争和互动，民族主义是不会真正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

但是在新疆就不一样了，总数将近750万的汉人已经超过新疆总人口的四成（2000年为40.61%），而新疆的主体民族——维吾尔族，在新疆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高出汉人几个百分点（1996年为46.9%）。从刚公布的新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字看，10年间新疆汉人数量增加180.23万人,增长比率为31.64%，而新疆本土民族人口只增加了150.34万人,增长比率为15.89%。7说明汉人仍然在不断向新疆移民。汉人移民多了，就会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地民族直接面对，甚至去争抢他们的资源，瓜分他们的市场，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而是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经验息息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导致发生巴勒斯坦化的情况。

对治理新疆而言，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考虑眼前，并且为眼前的小得而毫不介意地丧失久远。当然这也是中国整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权力体系上上下下无不如此。同时这也反映当今中共统治者的权力拜物教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就都可以恣意妄为，而无需顾忌无权者和无权民族的感情。典型一事是把王震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新疆的突厥语民族把所有水都视为是从神圣的天山流下，同时穆斯林民族特别重视洁净，不仅是物理上的洁净，而且还要包括意念上的洁净。骨灰是肮脏的东西，连汉人都这样想，不要说穆斯林，何况是王震是他们眼中的异教徒刽子手，把他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是弄脏了所有新疆人喝的水。这种事汉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对穆斯林却非常严重。我简直无法想象，共产党治理新疆那么多年，竟然颟顸到这种程度，对此却既不愿意了解，或者即使了解也得先满足王震的愿望，1000万新疆穆斯林的意愿则得让位。

不错，王震的骨灰撒也就撒了，而且还要大肆宣传，让每一个新疆人都知道。新疆人对此的确没有办法，水还照样得喝，但是当1000万穆斯林每次喝水的时候，眼前是不是都会闪过不洁净的阴影？他们会随之非常合理地想到，如果新疆是独立的，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还有那种出于短视的稳定措施，如不让新疆的清真寺自己办教授可兰经的学校。原因是发现有新疆分离主义者利用讲授可兰经进行建立东突厥国的宣传，学习可兰经的学生也往往成为参加抗议活动的骨干。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我毫不怀疑，但问题是宗教怎么可能不传教。你不让他在新疆办学，他们就带著更多的仇恨把孩子送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国家，孩子最终可能在那里被训练成塔利班，不光接受可兰经的学习，还有圣战的思想与恐怖主义训练，最终被派遣回新疆进行恐怖活动，为的是让新疆能够有传教的自由。这种措施带来的危险，难道不是远远超过让他们在新疆的学校学习吗？

“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眼前看上去是有效的，骚乱不再出现，恐怖活动可以推给国际恐怖主义，只要稳定能够保持，就是新疆主政者的“政绩”。然而，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人们对问题获得解决是抱著希望的，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意味的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谁也没有真正领会他的教导。今天的当权者甚至为此得意，维吾尔人被管得服服帖帖，谁要敢流露出一丝不满，就会立刻遭到迎头痛击。但是，这种处处置人于死地的做法，虽然能够震慑一时，长远来看却在酝酿更大的爆发。把所有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决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地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同时也被消灭掉，而且矛盾若能得到释放也就可以得到消除。所谓“消灭在萌芽状态”并不是真地消灭了矛盾，矛盾仍然存在著，只是被压抑，同时在加深，和其他被压抑的矛盾一同形成积累，早早晚晚是被一些无法预料的突发事件所引发，而进行要释放的。所以，当人民群众鸦雀无声的时候，其实是随时都可能听到惊雷从无声中响起的。


新疆有没有恐怖主义组织？ (7)

王力雄

北京现在不断公布“东土耳其斯坦”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的罪证，力图把新疆分离势力与塔利班和本拉登联系在一起，纳入国际社会共同打击的范围。海外的“东土耳其斯坦”组织的发言人则极力否认这一点，表示新疆分离活动是非暴力的政治活动，而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事件只是人民自发抗暴的孤立行为，不会成为新疆独立运动的手段和宗旨。

对此，北京的指控不可全信，海外“东土”发言人的辩解也不能令人不存疑问。新疆分离势力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纲领，一个发言人不可能代表各方面力量。我完全相信一部分要求新疆独立的力量会在实际行动上奉行恐怖主义，即使他们口头上也许不这样说。我的相信并不是因为掌握了什么证据，但是我可以想象，同时我也能理解，因为面对强硬政策和高压，除了恐怖主义，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可行的办法能推动自己的主张。

今天的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关系，与当今穆斯林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非常类似，处处败在下风，充满屈辱挫折，无能为力，处于一种绝望状态。而一个族群的这种状态，正是恐怖主义得以滋生的条件。可以站在维吾尔人的地位去考虑，如果不是甘于屈辱，除了诉诸恐怖主义，还能做些什么？从情感方面，恐怖主义至少能发泄仇恨，表达不屈服的意志，安慰一下民族自尊。从实效方面，只有恐怖主义能够引起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的关注与干涉，增加中国统治新疆的成本，最终说不定有希望走上阿拉法特的“巴解”之路。维吾尔人既没有自己的达赖喇嘛，他们也不会认为达赖喇嘛的非暴力原则是一条成功之路，因为达赖喇嘛坚持和平抗争那么多年，在真正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上并没有实质性地前进一步。即使是具有无限佛心的西藏人不也是在说，中国人懂得的语言只有暴力吗？

回顾一下历史，可以发现北京对暴力的指控并非出于原则，而是非常实用的。中共在当年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吝惜过使用暴力，也不顾忌伤及无辜，以它今天的标准衡量，完全可以被看作同样类型的恐怖组织。

曾经在国民政府长期做警察工作的蔡孟坚有这样一段回忆：

某日自首共犯路遇一个行动诡秘共党分子华夏，即加逮捕，经密审供出大案，要求负责铲共人亲自听供。我即闭门审讯，该犯供称：中原大战，南京胜利后，且蒋公即将莅汉，汉口工商组织联合举行讨逆胜利大会，蒋公将出席演讲，共产党趁机打进该组织，并主管发入场证，他们已拿到二百张，共党已自鄂西共党根据地，秘密来到汉口，分配二十五组，每组五人，预定当蒋公莅临讲台时，共党入场分子一齐向讲台投弹，同时由秘密入场者另行投弹，分别炸出几条逃路。(8 )

按照这样的行动计划，也许可以保证炸死蒋介石，但在一个群众集会的场合125人一齐投弹，伤及的无辜肯定难以想象，还有那些“炸出几条逃路”的炸弹，基本是要扔在人群之中。即使在恐怖主义达到高峰的今日，这种计划也够得上惊心动魄。如果当时真地得以实施，相信足以在历史上可以911齐名。

还有当年周恩来主持的那件著名大案──在上海滩杀了中共叛徒顾顺章的一大家人，从老人小孩到女仆，一个不放，即使是今天的恐怖主义，达到这等心狠手辣的也不多。

可想而知中共对此做的辩解，为了“解放中国人民”，牺牲是免不了的，汉口大会是工商界组织的，参加者都是“剥削阶级”，并非无辜；杀顾顺章一家是为了惩治叛徒，杀一儆百。然而同样的话新疆恐怖主义者完全可以照搬使用，他们从事的恐怖活动也是为“解放新疆人民”，伤及的平民大都是汉人殖民者，也非无辜；而他们今天杀那些和汉人殖民当局合作的维奸，与周恩来当年杀顾顺章一家又有什么不同呢？

的确，恐怖主义和为自由而战是很难区分的。如果说谁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国家机器，谁进行的暴力活动就不是恐怖主义，而反抗其暴力的就是恐怖主义，那便没有正义可言，历史上的底层人民反抗就大都成了值得谴责的恐怖活动，这种强权的公理是无法说服人的。

不过，新疆的恐怖主义组织是否有北京当局公布的那样具有整体组织性和计划性，以及和国际恐怖主义那样深的关系，我却是怀疑的。我相信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里都会有新疆出去的穆斯林，我不掌握什么具体材料，但是我知道新疆一些犯了法（也许本来是不大的事情）的穆斯林青年，会在恐惧驱使下逃离新疆。新疆实行的殖民主义高压政策使他们不能确信自己有受到公正对待和人权保护的可能。而他们逃出国境，何以为生，哪里能容纳他们？可想而知，去毗邻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效力，应该是相对最简单的选择。当然，参加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本来是被恐惧驱赶出去的他们就会变成了恐怖主义分子。所以，这是一种恐怖之间的互动。本拉登或奥马尔的首要目标是美国不是中国，支持他们的巴基斯坦在很多方面要依靠中国，不会希望他们去惹恼中国，这都是凭常识就可以想到的。只是因为他们的组织中有维吾尔人，就把新疆的恐怖活动说成是塔利班或基地组织的分支，不是充分的根据。我们都知道，塔利班中不也一样有美国公民吗？

不过，新疆的恐怖组织和恐怖活动现在是分散和孤立的，并不意味将来也一直会是这样。只要存在着族群的仇恨和绝望，新疆形成有规模有体系的恐怖主义是迟早之事，和泛伊斯兰、泛突厥那样的国际背景联系在一起也是必然的。

我听到一个在新疆警察系统工作过的人讲的事，曾有一个案子，起于旅馆报案有人偷旅馆地毯出去卖，审查时发现主谋的维吾尔人身带40万元现款，由此引起重视。随后审出那维吾尔人原是为一地下组织送款，因为一直没有接上头，自己的钱花光吃不上饭，才想偷地毯去换饭钱。警方对此案的震惊不在别的，而是那人身上各处贴身绑着钱，睡觉都不取下，却在挨饿时认可冒险去偷也不从中花一分钱，可见忠诚到什么程度，也看出其组织的纪律严格到何种地步──这才是让新疆警方感到最可怕的地方。对于我，这个故事也使我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其中没有任何暴力的影子，却能从中感受到信仰和力量，这样的信仰和力量如果转变成恐怖主义，制造出911那种恐怖事件完全不是没有可能。

我认为中国要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新疆问题及其处理方法。如果说911能够给世人以什么正面的提醒，主要应该从这个角度寻找──即使是实力再强大的一方，也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重大的伤害。对弱势族群的镇压导致仇恨，弱势族群无力反抗镇压则导致绝望，仇恨加绝望，某种时刻可以配制出惊天动地的恐怖活动，让强大的一方也尝到苦果──很多恐怖主义仅仅是要达到这一目的而已。新疆穆斯林即使没有推翻汉人统治的实力，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不会把911式的翻版复制在北京或上海的中心呢？

不久前我有一次和维吾尔人的谈话，其中有一个人提的问题叫我胆战心惊。比起其他激烈言词，那问题平和简单，提问者原来一直沉默，插话发问时面带让我看上去有些神秘的微笑。他的问题是：“你们的三峡大坝怎么样？”听起来有点不知所以然。当我追问具体意思时，他的话题转到关于洪水、移民那些老生常谈上，似乎本来就没有什么深意。但是我和他眼光相遇时，却感到我们有一种相通，甚至可以说心领神会，使我不禁相信他想的正是我所想。这想法让我当时内心震动，恐怖感油然而生，在炎热夏日掠过一股从头到脚的寒气。

我之所以有这种近似神经质的敏感，是因为那几天我正在琢磨一个可能。虽然我的琢磨基本是按照写小说的构思方式，但我当时决定不把琢磨的内容公开。我所咨询过的一位退役美军炸弹专家也告诫我小心。他担心的是我写下的数据可能被中国警方怀疑。我担心的却是我这种琢磨说不定会对恐怖分子造成启发。然而，一旦想通这世界不只我有这个脑子，别人也能琢磨相同的事，我便觉得反而应该公开，让世人都看到存在这样一种危险，也许会更有助于防范。为此，我需要专用一节对此稍做详谈。

注释：

8 蔡孟坚，《有关周恩来杀顾顺章灭门血案之澄清》，《传记文学》第五十七卷 第三期【总448期】，15页，1999年9月。


三峡大坝能否被恐怖袭击摧毁——911启示录(8)

王力雄

以往对三峡大坝安全性的论证主要针对的是正规战争，一旦考虑恐怖袭击，以前的论证就有了疑问。911恐怖袭击改写以往战争规则，表明进行打击的能力与强度不再取决于实力。中国社会矛盾积累接近极限，三峡被摧毁将导致整个中国“溃坝”

三峡大坝能否被恐怖袭击摧毁

以往对三峡大坝安全性的争论，主要针对的是正规战争。认为可以保证安全的理由，一是战争会有预兆，可以提前降低大坝内的水位以保证安全；二是常规打击难以破坏三峡大坝；三是中国具有核威慑能力，敌方因此不敢使用核武器打击大坝。三峡大坝通过安全论证，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那时的论证对恐怖袭击基本没有认真考虑，因为对三峡大坝的规模而言，以往所知道的恐怖袭击都不在一个数量级，造成不了真正威胁。

911之前，如果有人说恐怖分子可以让世贸中心双塔同时坍塌，一定会被认为是妄想。911之后，对恐怖分子可能做到什么，人们的想象力不得不扩展很多，因此对三峡大坝的安全，恐怖袭击就必须被当作一个需要面对的威胁。而一旦开始考虑恐怖主义活动，以前对三峡大坝安全性的论证就有了疑问。首先恐怖袭击是完全没有预兆的，而且总是会选择水库高水位，洪水流量大的时候进行；其次核威慑对恐怖主义完全不起作用，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恐怖分子在哪里。

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恐怖分子有没有能力摧毁三峡大坝了。对此，仅仅用911做简单的类比，就论定恐怖分子能够摧毁三峡大坝还不能充分说服人。三峡大坝毕竟是用2700万吨混凝土和55万吨钢材铸成的，比世贸大厦大很多倍，即使是成吨炸药扔到上面，可能也不过让大坝破点皮，无碍大局。

不过恐怖分子专门搞的就是人们意想不到的袭击，就跟从来没有人想到世贸大厦会坍塌一样。我考虑这个问题时，让自己设身处地从恐怖分子角度琢磨如何摧毁三峡大坝，但我下的功夫肯定及不上恐怖分子的万分之一。因此我想出的招数只能是最初级的，作用只在于看到三峡大坝有被恐怖袭击摧毁的可能。

我考虑的角度是这样的，在大坝表面炸毁三峡大坝，有的计算认为需要五千万吨的爆炸当量9，恐怖分子因而无能为力。但如果不是在表面去炸，而是到大坝深处去炸，摧毁大坝的爆炸当量就会减少很多。三峡大坝不是一个死心的实体，为了泄洪和排淤，坝身上开了很多贯串的洞孔。一篇专业性的水工文章这样介绍三峡大坝：

坝身孔数之多、尺寸之大实属罕见，泄洪坝段23个，总长度为483m，分表孔、深孔、底孔3层布置。表孔22个，单孔尺寸8m×17m，挑流消能，最大流速37.9m／s；23个深孔布置在坝段中间，尺寸为7m×9m，设计水头85m，挑流最大流速39.5m／s；22个底孔，尺寸为6m×8.5m，设计水头为84m……10

如果爆炸是在这67个泄洪孔内发生（越靠底部效果越好），根据我认识的那位前美军炸弹专家计算，只需要五千吨爆炸当量就可以摧毁大坝，也就是说，比在表面爆炸所需要的当量减少了一万倍。

那位专家告诉我，五千吨当量的战术核武器，直径只如小汽车的方向盘，长短只有几十公分，一个人可以抱著就走。除了战术核武器，美军还发展出各种可单人背负的大当量炸弹，供伞兵降落携带，专门用于炸大坝大桥等大型建筑。这些武器被恐怖分子偷走或买去的可能是存在的。苏联解体后他曾在前苏联的中亚地区搞过一个时期核武销毁与监察，深知那里漏洞很多，黑幕重重。而新疆分离主义者在中亚关系密切，活动频繁，因此不是没有获得这类武器的可能。

那位专家的计算在我看来是比较保守的。对他而言，大坝被爆炸摧毁的概念是爆炸的能量足够把几十米长的一段大坝整体抬起若干米，才算导致大坝的崩垮。其实水库上百米的水深，等于在每平方米坝体上都施加著上百吨的压力。2335米长、175米高的大坝在整体上承受著几千万吨的压力，因此只要在坝体底部炸出哪怕是不大的开裂，上千万吨的压力也会导致那些开裂迅速扩大，继而导致大坝发生崩塌。如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摧毁大坝真正需要的爆炸当量也许可以大大少于五千吨。那么恐怖分子即使得不到高科技的小型核武器或高当量炸弹，用比较低的技术也是有可能摧垮大坝的。

比如说，用一船普通炸药（炸药当量会随技术发展不断提高），把船改造成半潜水状态，利用大坝开闸泄洪或冲淤之机，从上游接近大坝，开进大坝底部的泄洪孔，然后在孔内引爆炸药，很可能同样导致大坝崩垮。而那样一种袭击，几乎没有任何困难的技术。最难的也许就是控制爆炸时间。贯串大坝的洞孔长度只有一百多米（三峡大坝底部宽121米），水流在其中的最大流速可以达到39.5m／s，也就是说装载炸药的船三秒钟内就会被冲出大坝。爆炸必须在这几秒钟内引发，而且应该在最有效的位置。这个控制如果是由技术来实现，那是很难的，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相当于尖端的巡航导弹。然而由人来实现，就变得很简单，只需一个与炸药共被封在船内的人到时按一下按钮，技术仅是几根电线而已。

前面说的小型核弹也是这样，没有精密的导弹往大坝洞孔中送核弹头，就只能以人来代替。那会比用炸药要求的条件更简单一些，连船都不要，目标极小，只需一个自杀者背负核弹随水流潜进泄洪隧道，然后做一个引爆动作。

我相信有人看到这里会发笑，太像故事了。对此我不否认，我已经说了我是在使用构思小说的想象力，其中一些细节也是胡编乱造。然而并不妨碍这构思中大的方面是具有可行性的。如果有人在911之前讲世贸大厦消失，那不也是会被当作故事？等到911发生后人们才会发现，现实有时会远远超出最丰富的想象力。

三峡大坝如果被炸溃坝，带来的灾难到底有多大，我对此不能定量，但看到有的文章这样描述：

溃坝洪峰的最大流量将达到１００～２３７万立方米／秒，下泄洪峰将以每小时１００公里的速度到达葛洲坝水利枢纽，届时洪峰仍将达到３１万立方米／秒，洪水损坏葛洲坝大坝后进入宜昌市区，洪水在宜昌城内的流速仍然有每小时６５公里，溃坝４～５小时后，宜昌城的水位将高达海拔６４～７１米。

……宜昌城已在水下２０米处。在三峡大坝发生溃坝后，宜昌市的居民几乎没有机会逃生，因为在溃坝后的半个小时，洪峰已经就到达宜昌市。仅宜昌一市的人员损失将高达５０万。

……当三峡水库里装满水，自然水流在６００００立方米／秒时的溃坝情况将是怎样的，３９３亿立方米的水量，是个什么概念？就相当于黄河一年的水量，黄河一年的水量，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溃泄下来，将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

不但宜昌保不住，沙市保不住，江汉平原保不住，武汉也保不住，京广、京九铁路也保不住，洪水影响范围一直到南京。11

中国顶尖级的科学家钱伟长对此描述是：“长江下游六省市将成泽国，几亿人将陷入绝境”。

有人批评钱的说法过于夸张，但我宁愿重视这种悲观论调，也不愿轻信那些对灾难的轻描淡写。即使达不到几亿人陷入绝境，只死几十万人难道就可以忽略不计吗？三峡溃坝即使淹不到南京，淹到武汉不也足够可怕？对于社会矛盾积累接近极限的中国，照样可能引起愈演愈烈的连锁反应，成为致命的一击，导致整个中国发生“溃坝”。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这样一个前景，用意不在渲染这件尚属于幻想的事情本身，而是希望进行一种提醒，911式的恐怖袭击改变了以往的战争规则，它表明进行打击的能力与强度不再一定取决于实力。911是美国的梦魇，然而对很多感受自己遭受压迫的族群，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辉煌的榜样和信心的来源。他们不一定是为911本身叫好，也不是仇恨美国，他们只从911中看到了弱者可能达到的力量。说911使世界发生了变化，主要应该就是在这里，强弱不再是过去的概念。在这个时代解决族群之争，如果强势族群还是把实力当作一切，说不定哪天就会使911的梦魇落到自己头上。

而在我们中国，新疆问题最有可能成为恐怖主义之源。恐怖主义在那里已经发生，并且在发展。多年的强硬镇压没有使其被消灭，反而日益严重。对此，在思考中国的新疆政策时，我认为应该排在最前面的一个考虑就是，911离我们到底还有多远？以及怎样才能永远不让911在中国发生？

注释：

9《从人民防空角度看三峡大坝的安全》，
http://www.ccad.org.cn/thjs/new_page_3.htm

10邴凤山，《我国坝工技术成就》，


11王维洛，《三峡大坝攸关台海战事》。

新疆移民与种族冲突——911启示录(9)

王力雄

移民与种族冲突

对新疆进行移民，可以说是中国解决新疆问题的主要思路之一。既然把汉人视为稳定新疆的依靠力量，当然是汉人移民来得越多，稳定力量也就越大。只要有越来越多的汉人进入新疆定居，中国对新疆的主权就会不断加强，有些决策者认定这样一种反比关系：汉族人口越多，新疆问题就相应越小。

如果最终真地能用汉人移民淹没新疆本土民族，固然缺乏道义，在保证主权方面也不能不算一条可行之道。那时新疆与中国分离建立东土国家的想法就会永远失去可能。然而问题在于，新疆地盘看上去很大，却多数是沙漠戈壁，真正适于人类生存之地只有比例很小的绿洲。按照新疆政府公布的数字，新疆95%的人口集中在占新疆面积3.5%的绿洲上，绿洲区域的人口密度已经高达每平方公里207人以上，与中国内地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接近12。因此新疆实际可供移民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已经在趋向饱和。指望汉人移民从数量上淹没当地民族——即达到汉人数量数倍于当地民族——实际上并不具备可行性。

这一点，是不可能靠移民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不正视这样一种现实，只为眼前效果盲目地推行移民政策，将造成的长期隐患是，一方面最终实际能达到的移民数量不足以成为保证主权所需要的绝对优势，另一方面移民政策和所增加的移民数量却可以促使新疆本土民族对汉族的敌意完全普及——即前面谈到的巴勒斯坦化。因此从长远看，可能是一种最不利的状况。

为什么说目前继续对新疆移民会促使当地民族的巴勒斯坦化呢？如果新疆存在著很多可开发但尚未开发之地，有丰富的水源，输送汉人移民去无人地区，固然在宏观层面仍会引起当地民族精英人士的批评和反对，但是因为不和当地民族的人民直接接触与互动，不与他们争夺资源，不损害大众利益，引起的民族冲突就不会延伸到下层。

然而当今新疆已经受到人口过多的压力，绿洲不断荒漠化，生态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不要说别的方面，仅一个缺水，就决定了任何新来者都会成为原住民的威胁13。目前新疆当地居民就是把生存环境的恶化归咎于汉人移民，尤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样的殖民组织，的确对新疆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何况近年汉人移民在新疆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大量进入原住民的生活环境，与当地人发生利益争夺、文化冲突以及种族偏见。这种接触和互动几乎会涉及到当地民族的每一个人，产生大量日常的和普及的矛盾摩擦，于是民族之间的对立就不再仅局限于意识形态，也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事情，而成为全民切身的感受和共同的立场。这就是移民政策最糟糕的恶果所在。

移民造成的民族问题比政治造成的民族问题更具本质性，更难解决。我们以西藏和新疆做过对比。西藏问题虽是世界瞩目，但藏族底层百姓对汉人并没有强烈恶感，矛盾更多的是在政治层面，是统治集团之间的问题。这样的情况，即使矛盾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解决起来却相对容易，是可以随著政治方面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可以指望在未来的新型政治体制中，两个民族仍然可以和睦相处。而新疆问题的性质就比较严重了，当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已经是全民性地对汉人整体具有憎恶之心，这种人种上的憎恶是不会随政治制度变化而变化的，因此这种性质的民族问题，将会非常难以解决。

为什么西藏和新疆会有这种区别，我认为关键就在于西藏以往没有进行过大规模汉人移民。那倒不是当局有意识的所为，而是西藏特殊的地理气候与生产方式是农耕文明的汉人所难适应的——我称为“无人进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从这种区别中对移民政策的利弊重新进行反思。应该从中得到更为正确的启发，而不是进一步地错上加错。例如对还没有造成类似新疆问题的西藏，现在就应该注意不仅不要组织和鼓励移民，而且应该自觉地控制汉人移民进入西藏（现在的交通便利和工商利益正在吸引大批汉人进藏），哪怕移民一时可以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好处，但若是因此造成民族矛盾的下延，使矛盾从政治方面更多地转向人种方面，在藏族底层百姓中普及，出现“巴勒斯坦化”，带来的长远坏处可能百倍于现在得到的这点好处。

当然，即使现在对此进行反思，在新疆推行移民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也已经成为现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地估计可能出现的最坏状况，即一旦有一天新疆爆发民族冲突，将是可能达到相当暴烈的程度。因为民族矛盾只要普及到大众层面，就会变得非常缺乏理性和难以控制。过激行为将随时随地发生，无法控制，不但难以平息，而且会随冤冤相报的循环不断升级扩散，卷进越来越多的人口，最终变成种族仇杀，甚至种族清洗。

如果在新疆的汉人移民占新疆人口比例很小，像西藏汉人那种性质，情况不会特别严重，因为一旦有发生动乱的风吹草动，势单力孤而且没有在当地扎根的汉人就会撤回中国内地，很少有人愿意留下坚守；反之，如果汉人移民在新疆数倍于当地民族，占有绝对优势，情况也可能不会那么糟糕，因为相差悬殊的实力有助于避免冲动，也容易保持秩序。

最容易形成冲突的，就是目前新疆汉人与当地民族这种势均力敌的状况。一是从人口数量上汉人已是新疆第二大民族，仅比维吾尔人少一点；二是其中相当一部分汉人是在新疆扎了根的，有的甚至在新疆生活了几代，内地对他们一无所有，已经回不去了，而新疆被他们视为自己的家园；三是新疆汉人大部分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乌鲁木齐的汉人占到72.7％）和生产建设兵团，比较容易互相鼓动，结成战斗单位和防卫体系——这几个特点决定了新疆汉人在面对民族冲突时，不会采取克制和退让姿态，而是很可能利用所掌握的资源——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等，以及背后大中国的支援，与当地民族进行血腥的战争。虽然新疆汉人从数量上比当地穆斯林民族的人口少（二者比例约为7:10），但掌握的资源却要多得多，尤其是新疆驻军几乎全是汉人。所以即使是中国内地陷入混乱，一时不能西顾，仅是新疆汉人自己，也不会对当地民族手软，甚至可能对“分裂主义势力”主动出击。

而新疆的“分裂主义势力”的确就是在等著中国出现混乱的时机，那时机最可能出现在社会从专制到民主的“骤然”转型阶段。专制权力越是抗拒主动进行自觉转型，“骤然”在未来就可能来得越加猛烈。而在那种时刻，国家控制力急剧下降，整个社会危机四伏，变局迭起，是周边民族地区举事的最好时机。中国在新疆多年所积累下的不满乃至仇恨，一旦有了那样的时机，爆发程度无疑将是非常猛烈的。民众有组织的起事和无组织的闹事，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和盲目发泄的恐怖袭击，东土耳其斯坦建国，几十万海外维吾尔人参与，还有国际穆斯林势力的介入，各种力量综合在一起，难免不使冲突走向愈演愈烈的境地。而仇恨一旦被调动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仇杀一旦开始就会走向盲目和疯狂，残酷程度将难以想象。

回顾几年前那场震动世界的波黑冲突，波黑的很多情况，包括穆族和塞族的人口、资源比例，塞族与大塞尔维亚的关系，国际社会对穆族的态度等，都和新疆有很多相象。甚至波黑的克罗地亚族和新疆的哈萨克族，都是一种有相似之处的因素。波黑的人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都打了那么多年惨烈的战争，流了那么多血，犯下了那么多灭绝种族、集体强奸妇女等罪行。那场冲突足以成为新疆的前车之鉴和对我们的强烈警告——新疆千万不要在未来成为一个三倍的新波黑。

如果新疆真有一天变成波黑，在新疆土地上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十万百万的规模，生活在新疆的每一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留下难以胜数的痛苦。那时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震动整个苦难的新疆。

注释：

12天山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http://www.tianshannet.com.cn/GB/channel11/50/200112/13/13843.html

13新疆的人口密度目前已达到每平方公里9.6人，而世界干旱地区人口居住标准为每平方公里不超过7人。
（见新疆新闻 http://www.xjnews.com.cn/zhuanti/news/lianghui/jj/jj13.htm）


新疆本地民族面对不可逾越的难关——911启示录(10)

王力雄

在以往革命中被摧毁了大部分共同精神纽带的汉人，目前只剩下“国家”符号是集体共识，“国家统一”成为不可触动的底线。虽然新疆是否独立对汉人大多数并不构成直接影响，但附和民族主义呼喊甚至战争叫嚣同样也不需要他们付出什么代价。

新疆本地民族面对的问题

面对新疆的民族冲突将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共同灾难，每一方都有责任做出努力去避免。民族冲突的化解须由各方共同承担。对此，新疆本地民族的朋友可能不同意，理由很充分，是你们汉人占了我们的土地，杀了我们的同胞，破坏了我们的生态，抢走了我们的资源，要解决冲突，唯一合理方式应该是你们首先认错，退出新疆，让新疆独立，不要你们为给新疆造成的破坏负责和赔偿，就已经是很大宽容了。

在我面对维吾尔人这样慷慨陈辞时，从一个汉人角度的确很难表达不同意见。我唯一只能说这不是一个“应该怎么样”的问题，而是一个“能够怎么样”的问题。当我跟吾尔开希如是说时，他让我住口，手掌劈砍眼前的空气，滔滔雄辩——即使把问题分成这样两部分，也得先把“应该怎么样”的问题说清楚，要先从公正的角度解决是非，而且加害者得进行足够的忏悔，像勃兰特在犹太人墓前下跪那样，才可能谈到受害者的原谅和不追究。“能够怎样”的话不是由加害者说的，得由受害者说！

另一位维吾尔朋友则语气肯定地告诉我——其实新疆问题是很简单的，新疆的历史也是很清楚的，只要把真实情况和真实的历史告诉汉族老百姓，他们完全可以通情达理（何况新疆和他们又有多大的关系）。关键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决定权在你们手里，如果你们能够承认历史真相，并且把真相告诉你们的人民，他们就不会反对给新疆以独立。因此问题最终还是看你们是不是真有良心，是不是真如你们在口头上宣称的那样信奉民主和尊重人权。

听那位维吾尔朋友的话时，我没有直接反驳，但是心里暗暗叹气。我的看法和他正相反——新疆问题不是很简单，而是复杂之至；历史不是很清楚，而是是各说各话的罗生门；老百姓在这种问题上并不那么通情达理，往往缺乏理性；而所谓的“精英”永远不会是一个态度一致和共同行动的整体。尤其是权力精英，更不会仅仅依据良心、民主和人权的概念来对待国家主权。然而我无法对他们这样说，那只能让他们认为是我在为维护汉人利益进行的推搪。

不过在这里，我想做这样一个尝试，先把我的汉人身份放到一边，让我不从汉人利益出发，而是从新疆本地民族人民的利益出发，来看一下让汉人放弃新疆能不能做到，会带来什么样的反应，以及新疆分离会给新疆自身造成哪些连锁出现的问题，给新疆本地民族带来何种灾难。

１，汉人的国家概念

古代中国对国家的观念，主要不是建立在领土、资源、边界等“物”的事物上，而是建立在所谓“礼”上，是“天下”、“朝廷”的概念，与今日世界以领土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概念有很大区别。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汉人）而言，可以说真正具有符合现代意义的国家意识，是在辛亥革命后建立“五族共和”之中华民国才开始的，并且在贯串二十世纪的“救亡”、“抗敌”和边境争夺战——如“五四”、“抗日”、“抗美援朝”，以及中印、中苏、中越等边境战争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的。所谓“五族共和”的“五族”——汉、满、蒙、回、藏，主要指的是领土，不仅仅是民族。因为中国虽然同时还有其他民族，都没被列入“共和”范围。而这“五族”中的“回”，除了泛指穆斯林人口，领土上指的就是新疆。

因此，尽管从新疆人自己的角度可以说新疆在历史上不属于中国，是被中国侵占的，客观上怎样论断也可以众说纷纭，但是仅从中国人的心理而言，从最初开始有主权国家概念的那一刻，新疆对他们就已经是中国的基本组成部分，中国的概念就是由“五族共和”构成的。这在他们心理上的效果，和中国政府所称的“新疆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等同的。这也许并不符合历史，但是世界上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了解历史？即使是历史专家也说法纷纭，多数老百姓的历史知识更是超不过民间传说水平。老百姓对历史问题的判断，其实主要是根据心理需求——他们愿意相信什么，或是他们认为应该相信什么，而不会自己去下功夫研究历史真相，并且真地去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

中国共产党一直举著两面旗帜，一面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另一面就是民族主义的旗。它靠这两面旗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在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同时，也一直把民族主义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整个国家机器无孔不入地对全体中国人反复讲述旧中国遭受的耻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罪恶，树立“民族英雄”的形象，以及鞭打和唾弃形形色色的“民族败类”。迄今几代中国人都是从一出生就浸淫于这种民族主义氛围。相当程度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人身上已经具有条件反射的性质，成为非理性的，可以随时从潜意识的层面被激发出来。在毛后时代，尤其是在六四之后，中共虽然理论上还尊奉马克思主义，实际行为却完全背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表面文章，基本失去说服力，于是民族主义就成了唯一能够动员和凝聚人民的意识形态。90年代以来，北京有意识地宣传美国与西方社会肢解中国的企图，借助一系列事件煽动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方面相当成功地转移了国内矛盾，增加自身合法性并获得民意支持；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是在释放出一种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力量，说不定会变成吞噬始作俑者的魔鬼。

所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在于它不仅可以砍杀对方，也可以伤害使用它的一方。民族主义和大众的结合，非常容易陷入非理性的和情绪化状态，对政治运作中的一切妥协和交易采取排斥态度，更不容忍让步与屈从。这就等于把鼓吹民族主义的当局架在火上烧烤，使其难以降低高度，任何“灵活”和“变通”都会被指责为懦弱甚至是叛卖，导致合法性流失。近来中南海对此掣肘似乎已深感不便，开始有意识的避免扩大民族主义在民众中的影响。然而瓶中魔鬼一旦放出，便不是想收能收。民族主义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将一直是主导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

在以往革命中被摧毁了大部分共同精神纽带的汉人，目前只剩下一个“国家”符号是集体共识。因此也唯有这一符号能让汉人群起。“国家统一”成为不可触动的底线。“五族共和”中的任何一族企图脱离，都会导致十多亿汉人做出激烈反应。虽然新疆是否独立对汉人大多数并不构成直接影响，但附和民族主义呼喊甚至战争叫嚣同样也不需要他们付出什么代价。也许可以认为那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负责任的起哄，但民族冲突和战争往往就是由起哄开始的。连专制政权都不能无视这样的“民意”，何况未来“民主化”的中国，靠选票上台的政权就更不敢忤逆最大的“票仓”——汉人（当然那时的政权也主要是汉人掌握）。所以，民主化不意味民族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进一步释放汉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那种情况下，想说服汉人同意占中国全部版图六分之一面积的新疆分离出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２，苏联解体的模式为何在中国行不通

前苏联是以解体方式解决民族矛盾的，应该说不失是当时条件行较好的方式和结果，至少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和战争。苏联解体给期望从中国分离的少数民族人士带来很大鼓舞，他们盼望同样一幕也能在中国上演。那种独立几乎等于从天上掉下来，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一夜之间就摆在了眼前。我想这也就是那位维吾尔朋友认为解决新疆问题是很简单的来由。在他看来，苏联之所以实现解体，就在于做出了一个决定，而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领导人不表示反对，一切就都可以顺利地解决。

中国和苏联有一个很大不同。苏联实行是联邦制，其宪法规定“加盟共和国”有权退出联邦。在专制统治时代，这种宪法权利完全是意识形态的装点，没有实际意义，但是在专制垮台之时，如果那时政权不是被武力集团夺取而是和平地转型，就只能以原来的宪法为基础。过去许诺的空头支票就能马上变成确切的合法性根据。

可以看到，前共产党国家在转型期发生解体的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是原本有联邦制宪法的国家。中国却不是联邦国体，中国宪法规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不要小看是否有联邦名号，它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和平地解体几乎有决定性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专制权力突然垮台后的民主转型期，社会既没有成熟力量，也没有明确纲领，却必须进行权力重新分配组合，那时最能被多数力量认可，也是最容易被权力角逐者利用的，就是社会长期所认同的公理——哪怕那公理过去只停留在口头上。有联邦制名义的国家和大一统国家，两种社会在应该解体还是统一的问题上，认同的公理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彻底相反的。苏联可以实现顺利解体，绝不意味中国也能如法炮制。未来中国的政坛，政客们倒可能更多地需要高举反对分裂的旗帜，才能赢得占压倒多数的汉人选民。

大一统除了是一种思维方式，对于维系非联邦制国家也是一种必要条件。因为联邦制国体即使解体也会有限，一般只是联邦成员之间解除联盟关系；但是非联邦制国体若开始解体进程，却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终点的过程。如果大一统框架下的民族地区可以分离，同为大一统框架下的汉族地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分离呢？如果是否分离仅仅依据住民自决，广东老百姓多数会认为广东独立可以过得更好，珠江三角洲居民又可能认为脱离广东最妙，上海市民也会认为自立的上海可以成为另一个新加坡……中国很多地方都可能产生独立的要求与动力，也会获得大多数本地住民的赞成。那时的中国会不会四分五裂，无法维系呢？

除了宪法和国体的区别，中国和苏联相比还有一个更严峻的不同。俄罗斯在前苏联只占人口的一半左右，但却占有76%的领土和大部分资源。如果从分财产的角度看苏联解体，俄罗斯人平均分得的财产远高于其他独立出去的民族；另一方面，与其他民族分开，对俄罗斯也等于是甩掉包袱，这一里一外的算帐，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是“合算”的。因此俄罗斯人没有非常强烈地抵制苏联解体。这是苏联得以和平解体的重要因素。

而汉族人口虽然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拥有的领土面积却只有中国领土的百分之四十，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是总人口的百分之八点几，却占有百分之六十的领土，百分之九十的草原，拥有近百分之四十森林和一半左右的木材积蓄量，以及一半以上的水利资源，还有更多的矿产资源。这笔帐非常清楚，如果中国按照民族区域解体，汉人明摆著要吃大亏。除了财产上的吃亏，还有国家安全因此面临的威胁。缩小一半以上的生存空间，所有抵御外敌的屏障也随之统统丧失，由此带来的恐惧感足以让汉人政治家和战略家否定一切中国解体的可能。而如果没有主体民族的赞同或至少默许，一个国家靠协商来实现和平解体是不可能做到的。


新疆独立荆棘路——911启示录(11)

王力雄

３，新疆独立荆棘路

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士可以说，汉人不同意给新疆独立，我们也不指望他们恩赐，那就靠我们自己的斗争去实现新疆独立。

世界历史上虽有不少通过战争打出民族独立的先例，但是在中国却基本没有这种可能。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在人口、实力上相差实在太过悬殊。即使中国所有少数民族加在一起，也不足汉人的十分之一；全新疆的少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汉人的百分之一；单独一个维吾尔族则只是汉人的百分之零点几，如何打得赢呢？

在专制权力稳固之时，新疆独立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政治反对派也好，地下组织也好，恐怖活动也好，除了表达反抗姿态，给当局制造一些麻烦，都不会有实际进展。现代国家机器拥有的能力是反对派无法抗衡的。不仅少数民族如此，汉人反对派运动不也照样一事无成？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被形容为遍地干柴，只等出现陈胜吴广就会揭竿而起。但陈胜吴广就是出不来。有人推论，若是有今天这种机动能力，当年武昌兵变的最初一刻能把忠于朝廷的军队空投到武昌，就不会导致后来的辛亥革命，中国历史就可能和今天的道路有很大不同。在冷兵器年代，国家武装力量尽管有较高组织和训练水平，武器水平却比民间高不了太多，无非都是铁匠铺打造的大刀长矛，因此民间力量有起事和割据的可能。而今天的国家和民间的武力水平相差之大，怎么形容都不会过分，以武装斗争对抗国家政权已经很少可能，并且完全无法指望获胜。

如前所说，新疆独立力量真正能够起事的时机，只有在中国进入民主转型，中央政权控制力大幅衰减，整个中国社会陷入动荡和纷争之时。那时中国自顾不暇，新疆本地政权也会随共产党的垮台而陷入混乱。专制政权的特点就是这样，一切大权集于中枢，中枢稳固时可以无孔不入地管制一切，一旦中枢出了问题，整个体制就会丧失功能。对于中国这种“党领导一切”的体制，问题会更严重，党垮则整个体制就随之垮，原本积累的社会矛盾就会因为镇制失灵一同爆发，导致一个不断趋向崩溃的循环。

新疆肯定会有形形色色的民族分离者利用混乱在那时打出“东土耳其斯坦”的旗号，成立或大或小的地方权力机构、政党组织乃至武力集团。但因为事先没有足够的准备和培养期，多数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力量，不过是趁乱起事，就地扩大实力而已。真正搞出名堂，取决于是否能把各个山头整合在一起，形成有领袖、有纲领、有组织、有行动能力的统一阵营，并且被当地多数民众所拥戴。新疆分离势力的弱处就在这里，没有达赖喇嘛那样万众归心的领袖，也没有类似西藏流亡政府那种权威的中枢机构。即使是目前在中国境外从事分离活动的维吾尔人，也是组织林立，无法实现整合。未来一旦在新疆本地各自有了权力和地盘，整合就会更难实现。中国出现乱局只意味给新疆独立提供了起事的机会，并不意味一定就会成事。如果那时的新疆陷入当年阿富汗游击队那种内讧不休，即使完全不考虑中国和新疆汉人的因素，新疆独立也无从可谈，只不过是在中国的乱局上再多添一些乱而已。未来新疆出现这样的前景，可能性不是很小。

再来考虑中国和汉人的因素。中国内地如果出现严重的动乱，一时无法顾及新疆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新疆和西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新疆有750万汉人。他们占据了新疆大部分城市，其中还有二百多万汉人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半军事化组织分布在新疆大部分区域。汉人控制著新疆的油田、企业、铁路、机场、金融和口岸，现代社会的所有主要环节，几乎全部由汉人掌控。还有军队、警察和武器也都被汉人控制。因此我相信不管中国内地怎么乱，即使是共产党政权垮掉，新疆的汉人也会在军队、兵团，以及城市市政当局的领导下与新疆分离势力开战。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早就把新疆当作家园，已经别无去处，同时他们一直受著这样的恐吓，也一直有这样的看法——只要让维吾尔人占了上风，汉人就会被全部杀光。因此对他们而言，反对新疆独立就成了为保卫自己和亲人生命的战斗。那种背水而战的压力足以让他们抛开通常情况下汉人的党争和夺利，一致对敌。

新疆汉人不仅会有战斗决心，也有打赢的可能。新疆是一个适于发挥现代化优势的地方，广阔的地域需要机动性，平坦的地形适于大部队作战和重武器施展，这种优势正是在新疆汉人的一边。同时新疆有丰富的资源和相对完整的生产体系，可以就地筹措燃料、给养与后勤保证，而不至于像西藏那样，内地供应一断，军队就失去机动性，只能缩在军营里自保。因此，即使完全中国内地一时顾不上支援新疆，仅靠新疆的750万汉人，都有可能阻止新疆独立的实现。

当地民族争取新疆独立的斗争能否取得进展，一是取决于自身是不是可以结成坚强的阵营，二是能否获得周边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支持。前者已经说了并不容易，后者也不那么简单。无疑，新疆周边国家和新疆当地民族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伊斯兰世界也会有各种势力援助新疆的“圣战”，但那些支持可能主要来自民间力量。其中也许不乏本拉登或塔利班一类有能量的组织，也会有不少单枪匹马的善战之士，但却不太会有国家介入，不管是新疆周边国家，还是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因为那些国家大都是世俗政府，不会仅仅因为民族和宗教原因轻易介入别国——尤其是一个大国——的事务。即使中国陷入混乱，总有重新稳定下来的时候，那时还是得做邻居或打交道。乘人之危导致为自己树立一个将来的强敌可能并不值得。况且那些政府大都对自己国家内部的宗教极端势力采取镇压，也不一定希望相邻的新疆由极端势力控制。

除非在一种情况下新疆脱离中国有可能成功，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决定利用中国动乱肢解中国，并为此提供实际支持。我不知道美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和将来会不会产生这样的决定。某些角度看肢解中国也许对美国有利，从此不会再出现一个强大的、具有威胁性的中国。但如果眼光看得宽阔一些，中国的失衡可能对整个世界带来更大的威胁，最终也会危及到西方世界自身。但我们暂且假设有一天西方真地对中国进行肢解，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

美国和西方肢解中国，一方面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对当时处于软弱状态而急需国际支持的中国当局施加压力，使其步步退让；一方面则扶持新疆本地的分离势力，为其提供资源，帮助其组建阵营，扩大控制范围；同时再用民族自决、全民公决、人权高于主权说、国际组织的认可、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进驻等给分离创造条件，提供合法性。在那种情况下，新疆周边国家、泛伊斯兰势力、泛突厥势力等都会趁机插手，给新疆分离势力提供资源，寻找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一旦大量资源滚滚而来，新疆分离势力就可以迅速壮大。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曾经拥有过苏联装备的5万正规军，未来则可能有美式装备的更大规模军队，足以与新疆汉人的军队作战。假使再能出现明智而具高超手腕的政治家，采取理性务实政策，给新疆汉人生命财产以安全保证，给愿意撤回中国内地的汉人让开通路，并给他们大方的财产补偿等，瓦解汉人斗志，促使尽可能多的汉人返回中国内地。汉人走得越多，新疆独立的障碍也就越小。只有在这些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新疆从中国分离才有可能。

不能说这种前景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从概率而论，不会太大。

但我们不妨假定最终在新疆就是这种前景，新疆真地和中国分离，实现了独立，那时会面临什么呢？新疆内部那时可能发生的问题放在下一节谈，新疆对外面临的首要问题仍然还是中国。因为新疆的土地不能搬走，只要和中国土地连在一起，就不可能逃避中国的影响。中国无非有两种前景，一是逐渐摆脱动荡局面重新稳定下来。尽管被肢解后的中国无法再去追求世界强国地位，但其对新疆而言仍是庞然大物。一方面国家被肢解给汉人造成的心理创伤总会伺机反弹；另一方面领土的缩减使汉人生存空间遭到过分挤压，反而会导致其扩张性增强，因为十几亿汉人挤在肢解后的空间是难以发展起来的。美国和西方充当的世界警察只能在一时防范中国，却不能永远让中国不去体现自己的意志。中国是不会放弃重新收回新疆的，因此我相信独立后的新疆不会有安宁的日子。未来的新疆要想保持住独立，也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和财力用于对付中国威胁。

中国的另一种前景是动荡不断，最终陷入社会崩溃。虽然那时中国作为国家而言可能不再有威胁，但是另一种威胁对新疆照样可怕——不得不自己寻找生路的汉人流民，将会像洪水一样流向四面八方。而中国的东南有大海，西南有汉人无法适应的西藏高原，北面是俄罗斯难以逾越的严冬，因此流民洪水会自然地西向，沿著古老的丝绸之路去“走西口”。面对那样的洪流，新疆将如同螳臂当车一样无奈。因此让我去设身处地想像新疆独立后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办，我是会感到一筹莫展的。


与中国分离将是新疆继续分裂的起点——911启示录(12)

王力雄

４，与中国分离将是新疆继续分裂的起点

新疆的人口分布有按民族聚居的特点。汉族相对而言是分布最均匀的，在全新疆15个州地市中的12个州地市所占人口比例超过20％，但汉人最集中的只是横贯新疆中部的亚欧铁路所经的几个州地市，在那里的比例占到60％以上。而在维吾尔人集中的南疆，汉人比例则大大下降，和田地区的汉人只占到2.9％。

维吾尔人比例超过20％的有7个州地市，都是在天山以南的南疆。在新疆最南部的和田地区，维吾尔人比例高达96.9％，几乎等于是单一民族。而在新疆最北部的阿勒泰地区，维吾尔人只占1.8％。维吾尔人占绝对多数——即比例超过50％的地区在整个新疆只有5个，集中了全部维吾尔族人口的80％以上。那5个地区的面积只占新疆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多一点（37.51％），见下表14：

维族聚居区／人口／占当地人口／面积（万平方公里）／占新疆面积

和田地区／1505267／96.9%／24.79／14.93%

喀什地区／2869885／89.4%／11.37／6.85%

阿克苏地区／1465805／75.5%／12.41／7.48%

吐鲁番地区／380192／69.3%／6.97／4.20%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268283／63.9%／6.73／4.05%

总计／6489432／62.27／37.51%

哈萨克人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北，尤其是聚居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阿勒泰、塔城和伊犁三个地区。南疆维吾尔人聚居区几乎没有哈萨克人，在320多万人口的喀什地区有143个哈萨克人（估计都是国家分配的干部或职工），比例为0.004％，和田和阿克苏的哈萨克人比例为0.005%，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整个新疆被称为“维吾尔族自治区”，但其下另有四个民族有自己的民族自治州（或地区），其中哈萨克族有3个，蒙古族有2个，回族有1个，柯尔克孜族有1个。各族自治区域所占面积如下15：

哈萨克族自治区域／面积（万平方公里）／占新疆总面积 伊犁地区／5.68
塔城地区／9.39
阿勒泰地区／11.62
合计／26.69／16.08%

蒙古族自治区域：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45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47.42
合计／49.87／30.04%

回族自治区域：
昌吉回族自治州／7.76／4.67%

柯尔克孜族自治区域：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6.73／4.05%
总计／91.05／54.85%

这样的数字不免会使人产生一些疑问：即使新疆未来真能有独立的一天，会是什么样的独立？会是谁的独立？仅仅解决汉人问题就能万事大吉吗？新疆其他民族是愿意和维吾尔人共建统一国家，还是可能去寻求独立的主权，或是宁愿归属相邻的同民族国家呢？

例如哈萨克族，他们的自治区域——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与哈萨克斯坦有上千公里的接壤。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最大的内陆国，272万平方公里，1700万人。官方宣布43.6％人口是哈萨克族，据说实际为39.3％16。哈国宪法宣称哈萨克斯坦是所有哈萨克人的国家，承认世界各地的哈萨克人的双重国籍。为了扭转哈萨克人在其国内不占人口多数的局面，哈萨克政府一直推行大哈萨克主义，号召全世界哈萨克人回归。如果新疆与中国分离，对新疆哈萨克人而言，与其归属维吾尔人的国家，很可能不如归属哈萨克人自己的国家；而哈萨克斯坦也可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将以各种方式争取新疆哈萨克人连同富饶的北疆土地一道并入哈萨克斯坦。

当然，志在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国”的维吾尔人不会同意，问题在于如何能够阻挡？按照民族自决，伊犁州三区内的哈萨克人口比例远远超过维吾尔人，维吾尔人的意愿并不能在那里体现；如果以武力阻挡，虽然新疆哈萨克人的力量比维吾尔人小（二者人口比例约为1:7），但其背后有实力大大强于维吾尔人的哈萨克国家，是维吾尔人无力与之抗衡的，维吾尔人自己却没有那样的后盾。

蒙古国与新疆的接壤比哈萨克斯坦更长。新疆境内的蒙古族自治区域占新疆总面积的30％。其中仅巴音郭楞自治州就是47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英国。维吾尔人一直认为建立蒙古族自治州是中国对新疆分而治之的伎俩，因为巴音郭楞州的蒙古族人口只有4.5％，维吾尔人却占34.3％；在另一个蒙古人的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族人口的比例仅为6.8％，维吾尔人却为13％。但即使新疆未来能够独立，维吾尔人想撤消蒙古人的自治领地也不会轻而易举。一是原来的法统已形成心理定式；二是如果以住民投票决定，维吾尔人虽在蒙古族的两个自治州人口超过蒙古族，却达不到总人口多数。而在两州皆占绝对多数的汉人，可能宁愿支持与汉人宗教接近的蒙古人保留自治，也不愿置于维吾尔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当然，以800多万维吾尔人的实力，靠强力压倒20多万新疆蒙古人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还需要考虑蒙古国以及相邻的内蒙古是否有卷进可能，那将带来很多复杂的因素和变数。

即使是回族的自治领地——昌吉州，虽然回族人口只有11.3％，但是远高于维族人4.1％的比例，所以回族人照样可能希望继续当昌吉州的主人，而不愿意服从维吾尔人的号令。回族人散布于新疆各地，许多人世代在新疆生活，对新疆的情况极为了解。而靠近新疆的中国西北地区生活著几百万回族人，与新疆回族来往密切，如果他们联起手来，力量也不可小觑。上世纪的西北回族军阀就曾在新疆耀武扬威，势如破竹。

当然，最难办的还是汉人，如果不是把他们全部驱离新疆，他们不会甘心当东土耳其斯坦的臣民。即使新疆真地脱离中国，留在新疆的汉人也要想方设法使自己保持独立。新疆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是以汉人为主，石河子那样的纯汉人城市不必说，即使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汉人比例也高达72.7％。因此那时新疆多数城市也许并不服从“东土耳其斯坦国”的管辖。

新疆汉人还有一个“生产建设兵团”，在其辖下的土地分布新疆全境，有上百块之多，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17，超过一个宁夏或两个台湾。在兵团人心目中，他们的耕地、果园是用自己的双手几十年在荒漠戈壁上开垦出来的，不会拱手送人。兵团原本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内”就相当于一个独立的“汉人自治省”，即使他们阻挡不住新疆脱离中国，他们也不会愿意把自己的“领土”并入“东土耳其斯坦国”。

设想一下，作为推动新疆独立的主体，新疆维吾尔人如果不能控制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以及汉族控制的地域，其“东土耳其斯坦国”就只能稳定在喀什、和田、阿克苏一带的新疆西南。而原本被认为可以作为东土耳其斯坦立国之本的石油，主要产地大都不在维吾尔人的地区。克拉玛依油田在哈萨克地区。塔克拉玛干油田主要在蒙古族的巴音郭楞州。新疆三大油田只有吐（鲁番）哈（密）油田在维吾尔人属地，但又靠近汉区（哈密与甘肃接壤），被汉人（无论是在新疆割据的汉人还是中国汉人）占据的可能性很大。新疆的另一大资源——棉花，在维吾尔人稳定控制区域也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产量。“东土耳其斯坦国”一旦缺少了被称为“一白一黑”的新疆经济支柱——棉花和石油，即使能实现建国，也是无法实现富强的。

当然，我相信能看到这段文字的维吾尔朋友大都不会认同这种前景。在他们对未来的展望中，“东土耳其斯坦国”必须是控制新疆全境的，而不能是分裂与割据的。不过愿望归愿望，愿望能否成真却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法理上的问题，二是有没有能力做到的问题。

如果说推动新疆独立的法理依据之一是当地民族的“自古以来居住”，那么哈萨克人、蒙古人正是在自己土地上世代居住，都和维吾尔人一样有要求独立的权力，而不一定非得和维吾尔人合在一起；另一个支持独立的法理依据在于民族自决，那么在新疆生活的13个民族岂不都可以进行自决？如果维吾尔人坚持不能民族自决，而是要在全新疆范围进行全民公决，那就破坏了新疆独立自身的法理依据，因为按照那样的道理，新疆是否能独立也得通过在整个中国的范围进行的全民公决。因此在法理上，“东土耳其斯坦国”能立国，也就没有理由去阻止新疆境内其他民族和区域也要求独立。

那么届时“东土耳其斯坦国”是不是也得打起“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旗帜呢？可想而知是必然的。那除了会被指责和当年的殖民者腔调一样，还涉及到了第二个问题——有没有能力做到？前面讲过哈萨克人要并入哈萨克斯坦国，维吾尔人的实力难以阻挡。当新疆穆斯林共同反抗中国统治的时候，可以争取到国际伊斯兰力量援助，如果斗争转移到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人、回族人之间，都是穆斯林，国际伊斯兰社会又该援助哪一方呢？而一旦失去国际援助，维吾尔人的力量就会减弱很多。

也许考虑这一点，那时的“东土耳其斯坦国”会把斗争矛盾主要对准汉人和蒙古人那种“异教徒”，以继续保持“圣战”的名义。新疆可能出现和当年波黑非常相似的格局。斗争各方都可能采取种族清洗乃至种族灭绝的手段。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将在最后时刻实行的“民主”。因为关于地区独立的争端，最终要由国际社会裁定和认可。而国际社会的依据，在目前的国际政治框架中，主要是来自当地居民的表决结果。因此会促使每一方都要抢在国际社会介入前尽可能多占地盘，把所占地盘上的其他种族居民赶走（用威吓、暴力、强奸的手段），赶不走就杀光，以保证在进行自决之时，只剩下本民族的人能参加投票，从而就能够“民主”地取得那些土地的主权。

５，最经济的“路径依赖”

我一直认为，新疆未来的民族冲突可能很暴烈，但是新疆实现独立的可能性远不如西藏大。西藏基本是单一民族、单一宗教和文化，地域界限分明，历史地位清楚，国际社会高度认可，有众望所归的领袖和政府。而新疆问题则是民族关系复杂，地域交错，界限不清，变量过多，互动复杂，一旦离开原本维系的框架，无法保持收敛性，反会连锁地导致一环比一环更难解决的问题链，最终进入发散状态。

可以把中国比喻作一口?在火上的锅，在锅里的滋味固然不好受，但如果把新疆从中国的大锅上敲下来，新疆并不能独立地成为另一口小锅，锅的破碎却会使里面的东西落进火中，经受更多的灼烧与毁灭。而面对这样的结果，新疆本地民族必是首当其冲。

我不认为我的看法会被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士认同。假若承认新疆独立前景存在我说的可能，为疆独进行斗争的意义何在就成了茫然。把疆独当作施加压力的策略是可以的，当作真心要做的事业则会有盲目之嫌。因为即使新疆最终可以脱离中国统治，那也不是新疆的独立，而是导致连锁的独立，引起无尽无休的争端。维吾尔人自己能够稳定控制的，只是南部新疆那些以沙漠为主的地方。为了这样一个结果，去经受无穷的战乱，付出无以计数的生命，落入谁也无法控制的乱局，是否值得呢？

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对维吾尔人最有利的就不是争取新疆独立，而是让新疆保留在中国框架之内，实现新疆的高度自治。

这是因为，保留在中国的主权框架内，就可以继承“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法统，由此保证维吾尔族在新疆的主导地位，并且由此维护新疆的完整，避免新疆被不同民族分割，同时还因为有中国作为后盾，可以有效防止外国势力对新疆的割裂与吞食。

真正的高度自治除了没有外交和国防权力（也没有相应的负担），其他方面都是由新疆当地人民共同自主的，和独立所达到的自主没有太大区别。在那种情况下，新疆当地民族的地位和新疆人民的利益完全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证。

因此，在我看来，不追求新疆独立，实现新疆的高度自治，对于解决新疆问题是一种最经济最有效的“路径依赖”。

相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我这种设想似乎出于功利算计，不那么高大。从审美角度，我个人也是欣赏英雄人物，然而千万普通人民的生命安危和家庭幸福要比英雄人物的精采表演来得更重要。尤其是民族精英，应该永远把自己民族百姓的安全放在第一位。独立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不独立也能实现人民幸福，而独立却需要人民付出高昂代价，又不能得到更多幸福，那么放弃独立就应该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是更有责任心的表现。

一旦把目标定位于追求高度自治而不是独立，恐怖主义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新疆要和中国共处于一个国家之内，最有用的资本显然不是相互仇恨，而是彼此的宽容和友善。单从政治斗争的手段上看，恐怖主义也许在某些方面有用（完全从技术层面而非价值层面而言），例如能增加当局的统治成本，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振奋本民族斗志等。阿拉法特是迄今利用恐怖主义获得成功的范例。但是阿拉法特当前陷入的困局也同样是因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无法收发自如的，一旦出笼就不再有分寸之说，也不是想停就停得下的。鲜血会不断喂养出更加嗜血的恐怖分子，而仇恨也会制造越来越残暴的恐怖，因此在恐怖主义的阶梯上只能不断升级，无法逆转。阿拉法特当年成于恐怖主义，现在困于恐怖主义，未来则可能毁于恐怖主义。从任何意义上说，恐怖主义都不是热爱新疆的人士应该采取的。

如同达赖喇嘛对西藏问题提出“中间道路”一样，解决新疆问题也需要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复杂的民族关系使“中间道路”在新疆比在西藏难度更大，需要更多的智慧和理智，但是最需要的，还是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与宽容。

注释：

14以上（包括表格中）的人口数字根据《新疆统计年鉴·1998年》（中国统计出 版社）表3-5“分地区各民族人口数”计算；各地区面积是按照《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分县地图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测绘局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提供的各县面积计算。

15各地区面积是按照《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分县地图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测绘局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8年）提供的各县面积计算。

16茆永福，“访问哈萨克斯坦报告”，《新疆民族关系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279页。

17《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