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专栏:草食男、一夜暴富与清教传统的没落
类别:时事评论 浏览量:104 版次:AA30 版名:个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11-30
作者:程亚文

■天下论坛之程亚文专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福利国家的危机》(《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27日)一文中，笔者谈到欧洲过度福利所造成的懒汉思维流行。说得严重一点，包括欧洲、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传统发达国家如今的最大难题，就是在良好福利保障体制下生活无忧的大量公民，在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内，业已丧失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勤奋创业精神，转而为“提高生活品质”专事向国家索取，而不去努力劳动创造更多财富。不久前发生在法国的大罢工，以及英法等国迫于高昂的社会福利负担而不得不削减军事支出，都是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切莫以为这单纯是和平主义的“高尚”思想使然。

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是有其精神动力的。这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清教伦理，节俭、勤奋、创新等优良品质，带来了科学技术的空前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包括民主、法治等现代社会政治原则的确立与建构，也与此有所关联。日本的发展则据说与同样强调勤奋创业的儒家伦理有关。(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然而，这种精神传统现在却已显著衰退。日本的“草食男”一族、美国人的“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思想，都活脱脱勾勒出资本主义在发展到极致时，公民群体在价值观上的疲钝。简单说说他们的特征。日本和光大学名誉教授岸田秀发现，21世纪的日本社会充斥着“无生机、无感动、无关心”的“三无”青年，与勤劳向上的父辈们相比，这些20岁到34岁之间的男性，“不想出人头地；生活没有目标和计划；缺乏责任感；性欲减退，无心取悦女性；不以无知或缺德为耻；没有信仰故不执着，冷淡面对红尘世间；不饮酒故无醉态；内与极少数亲友交往，回避生人……”。“草食男”的批量出现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失去的20年”隐隐有着对应。

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发现美国的情况与此大同小异。他所担忧，而美国人至今没有面对的一个问题，乃是“我们的价值观解体了——— 一夜暴富和不劳而获的思想在整个国家盛行。“大萧条时期的美国领导人不怕要求美国人做出牺牲、那一代人愿意为国家的福祉做出奉献、敢于在全球政治中承担责任和喊出“跟着我。”这些现象和品质，在当前的美国已无迹可寻，相反最优秀的人才是到华尔街制作赌博的筹码而非到硅谷制造计算机芯片，越来越多的学生缺乏学习兴趣，美国领导人不敢要求美国人为未来付出、对全世界所说也由“跟着我”变成了“你先走”。(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价值观向消极无为和享乐主义方向的演变，当然不纯粹是精神因素使然，而与西方社会已经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是最有改天换地的创业精神的一个群体，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起步，以往西方世界的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农业和农村人口占比较大同样是重要因素。当西方在向工业化迈进时，西方人一开始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出“懒惰”。马克斯·韦伯在百前年的知名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就谈到这一幕有趣现象：当时大量东欧农民跨过边境，前来德国垦殖土地，竟然受到了许多德国容克地主的欢迎。原因其实不难找到：当年德国已处于工业化阶段，大量农村人口已从农业中脱离，德国人懒得再务农，再自然不过。

20世纪下半叶后，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并推动了“农民终结”，原先最有创业精神的一大群体就此消失，而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福利保障制度又使工业人口不再以在装配车间操弄机器为荣。由此造就的情形，是发达国家一边失业严重，另外一边，如清洁工、家政服务等有些脏累的行业，却又人手短缺。这些“低贱”的活儿，有福利保障的“正经”美国人是不愿意干的，拉美“外来越境者”撑起了这些脏活累活的蓝天。美国的福利制度不如欧洲完善，欧洲的情况则又更上一层，弗里德曼说“西欧是一个有着良好生活设施的住宅区，一群老年人在这里被土耳其护士照料着，享受着天伦之乐”。(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不能说欧洲、美国和日本的领导人不知道问题所在和要从何处解决问题，如福利制度一样高度发达的“现代性”政治体制，束缚了他们的手脚。在民意政治的压力下，今天有哪位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敢如当年的约翰·肯尼迪那样，理直气壮告诉他的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削减社会福利、要求民众忍受困难，这些做法别说实行，就是从理念的层面提出来，都可能意味着政治生命的死亡。弗里德曼因此感叹：“我们这一代的领导人从不敢提‘牺牲’二字。所有解决方法都必须是无痛的”。

(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