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薛涌，看社会问题还行，虽然有点略偏左；但是看IT问题，也行吗？
——本例的这点“抄袭”，不知道在较真的美国，会不会成为大问题？

薛涌：创新是否会摧毁大学？

（2011-01-14）
● 薛 涌
教育课题

　　在进入2011年的时刻，世界的眼睛有些过分地盯在面簿（Facebook）的创建人扎克伯格（Zuckerberg）身上。首先，他出人意料地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2010年12月30日，《纽约时报》则又一次报道了一对叫温克沃斯（Winklevoss）的孪生兄弟和一个叫纳伦德拉（Divya Narendra）的前哈佛学生准备再诉扎克伯格偷窃他们的理念。过了年，各大媒体又报道Facebook因为有私人投资者的支持而市值达500亿美元，暂时用不着上市。似乎网络世界正在进入Facebook的主宰。

　　大概最有意思的，还是《纽约时报》那篇报道。 扎克伯格之所以当选《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自然是因为他有改变我们时代的创意。但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则揭示出，这一创意很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偷来的。

　　本来，这已经是个老故事了：Tyler Winklevoss 和Cameron Winklevoss这对孪生兄弟和纳伦德拉在2004年前就起诉扎克伯格偷窃他们的创意。4年后双方达成交易，三人拿到了2000万美元的现金和4500万美元的 Facebook股份。后来随着Facebook股值的飙升，这一交易的价值可能超过1.4亿美元。

　　这三位如今反悔，当然有钱的问题。当时谈判的时候，Facebook按照每股35.9美元的价值，给了三人总额4500万的股份。这是微软五个月前投资Facebook的股值水平。但是，在成交的几天前，Facebook刚刚签署了专家的估价，其每股价值仅8.88美元。以这个价值来计算4500万的股份，则三人的控股数目要大得多。真若如此，根据现在的市场价值，三人当时拿到的补偿价值可能达到5亿美元的水平。

　　不过，三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原则。扎克伯格偷盗了他们的想法，不能让他如此欺世盗名。三人已经要求法院解除当年的既成之交，重新回到法庭。如果打不赢官司，则原来得到的补偿也都打了水漂，风险相当之大。

　　这场官司的前景如何，现在还很难预料。不过，当年的交易，是秘密讨价还价的结果，双方都有义务保密，不得对媒体胡乱透露细节。公众除了知道Facebook赔了一大笔钱外，对有关的咎由并不太清楚。这次大家撕破脸皮，温克沃斯兄弟公开见记者、上电视，一个完整的故事轮廓就清晰起来。

　　根据温克沃斯兄弟的叙述，他们和纳伦德拉在2002年想出了社交网站“哈佛关系”（Harvard Connection）的主意，一直积极地投入建造。他们曾先后请了几个同学编写软件，但这些人都先后离开哈佛，最终经人介绍，雇佣正在读大二的扎克伯格。他们和扎克伯格进行了特别聚会，向他解释了此事的重大意义和高度保密的性质、以及抢先弄出来的必要性。但是，扎克伯格迟迟不交工，被催问起来支支吾吾。但是，到了2004年2月，他自己突然创出了Facebook。这对兄弟也立即提出诉讼。如今他们对创业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能交代得滴水不漏，甚至连扎克伯格当时的宿舍也描述得细致入微。更重要的是，扎克伯格给朋友发的许多电子邮件泄漏出来，成为温克沃斯兄弟叙述的文献证据。扎克伯格事后承认后悔发那些电子邮件。不过，面对最近的新发展，他则回避媒体。Facebook公关人员除了坚持自己没有作错任何事外，也守口如瓶，不发表任何评论。

Facebook的神话已经被戳了个大窟窿

　　除非另有戏剧性的证据或证人的出现，Facebook的神话已经被戳了个大窟窿。扎克伯格当时受雇于人编写程序，但发现雇主的创意实在太精彩，而且雇主对他没有足够的提防。于是故意拖拉，迟迟不交活儿，并偷偷摸摸地在人家的创意上埋头苦干，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出了Facebook，一举成为时代英雄。
　　当然，事情肯定还不会如此简单。行内人都知道，创意到处都是，真正能够实现的没有几个。温克沃斯兄弟是出身巨富家庭的帅哥，生活潇洒，曾代表美国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赛艇比赛，如今也正在为伦敦奥运会而训练。怪不得有网友评论说：“你们哥儿俩一天到晚忙着练赛艇，有了想法不去实施，反而要雇人干。现在看人家干成了，又酸溜溜地来摘桃子。能拿到这么多钱已经不错了。”确实，达芬奇早就设计过飞机，难道波音公司应该付给他专利吗？不过，尽管扎克伯格有埋头苦干的可贵精神，他毕竟是受雇于人、按照人家的理念和指令工作。他事后辩称其雇主建造的不过是个约会网站，和Facebook所代表的社交网站不是一回事。先不用说约会和社交究竟有多少本质区别。他如果真认为雇主的理念没有价值，自然可以大大方方地辞职，而不是支支吾吾地拖拉、最后借用别人的主意抢先推出自己的网站。

　　这里的是非曲直，外人很难说得清楚。但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哈佛的校园中，足以激发我们反省一个更加宏观的问题：创意是否会毁掉大学？

　　众所周知，美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高增长期，是为高科技的创新经济所推动的。大学不仅得风气之先，而且也大获其益。美国的名校，一个个资产猛增，势可敌国。除了捐助的因素外，这里的一大动力就是大学纷纷“下海”，与企业联合进行技术开发，使知识迅速产生经济效益。但是，知识经济是把双刃刀，一方面刺激了经济发展，一方面则可能阻碍知识的成长。为什么呢？因为大学自古就是个创造、传播知识的地方，鼓励的是思想的自由表达和交流，特别不能受现实世界中各种利益之羁绊。和企业合作创研，则挑战了这一基本原则。比如医学院的情况就特别典型。本来，医学研究的目的是创造和传播知识，造福人类。研究人员一旦取得成果，就应该马上发表，与同行分享。这样才能给其他人百尺竿头再进一步的机会、将新的发现不断深化、共同推进人类的知识边疆。一旦和企业合作，这种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就有了大问题。你有了创造发明不仅不能发表，而且要 严格保密，保证别人不能从你的研究中受益。最终，你的创造发明成为企业的专利。如果成心泄漏，甚至可能负法律责任。

教育与盈利合一的趋势

　　这也难怪，前哈佛校长波克（Derek Bok）于2004年出版《市场中的大学：高等教育的商业化》，猛烈抨击这一教育与盈利合一的趋势。同年其他学者还出版了《莎士比亚，爱因斯坦，和经营底线：推销高等教育》等书，反映着教育界人士同样的忧虑。要知道，在现代西方的各种制度中，大学是最为古老的，已经有800年左右的历史，比市场体制和民主制度的持续寿命都长。大学在创立之初，主要的科目是神学和法学，实际上都是探讨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和正义问题。只是后来欧洲在宗教冲突中展开了现代国家建设，大学的神学和法学训练成为野心勃勃的优异之士的晋身之阶。不过，大学超然世外的精神依然保存。比如在工业革命中，大学的直接参与非常有限。像斯蒂文森这样的发明家，多是大学之外的工匠。

　　十九世纪末美国学习德国模式，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专业分工强化。但跨世纪的哈佛校长 埃列特（Charles W. Elliot）深谋远虑，在40年的任期内把大学界定为博雅教育和职业教育两类。本科生属于博雅教育的范畴，学生要超越现实功利之计算，专注于精神追求。本科之后的各种研究院，如法学院、医学院等等，才是为现世进行职业准备的专业学习阶段。这一界定，强烈地塑造了迄今为止的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耶鲁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办博雅学院，也是循着这一传统而来。

　　如果说大学商业化几年前主要还限于研究院、并未直接波及本科教育的话，Facebook的创生则改变了这一切。多年来，扎克伯格被当作一个缔造新时代的神童被媒体鼓吹，乃至他辍学后在哈佛校园掀起一股创业创新热。许多本科生都指望下次会轮到自己、半途退学成为百万富翁。学生们之间本应该自由交流的思想，都被明码标价地贴上股值，乃至人人都要提防别人偷了自己的理念、抢先当上创造新时代的上帝。这样，自由交流思想这一大学最根本的使命，还怎么维持呢？

　　看看被神话的扎克伯格本人。他远非凭空创造了新世界的上帝。他遵循的理念是更有经验的大班学生所提供的。人家雇佣他所编写的程序，也是校园里中上之才即可为之事。Facebook本身也没有那么多改变时代的技术含量，而更像个时髦。扎克伯格不过是在互联网时代具有超人的生意眼、最终作成一笔成功的买卖而已。在市场经济中，任何成功的买卖当然都应该从市场中获得奖赏。但是，这样的买卖，未必一定在校园里成交，在校外同样很方便做。即使扎克伯格不做，别人也会做。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并非因为他而不同。只是他充分利用了各种成熟的技术和时尚所提供的机会。

　　现在我们需要面临的问题是：如果大学生都以扎克伯格为榜样，如果Facebook那种创意的偷窃与反偷窃、处处提防他人的文化统治了校园，未来的牛顿、爱因斯坦将在哪里塑造呢？没有这些人物，人类将丧失什么呢？另外，在许多文化传统中，青少年成人的一个必经阶段，是与世隔绝地静心反省。在某种意义上，大学不过是将这一过程延长了而已。人的一生都要在世俗世界中摸爬滚打，难得找到这四年时间，能置身于世外思索人生和世界，以获得一个不同的视角。许多博雅教育的信奉者依然认为，这种教育虽然没有直接提供职业技能，但所给他们的看待世界的视角，则导引着他们的一生。如果大学校园变成了个生意场，师生们都急功近利地以他人为代价而竞争，人类就失去了进行共同精神追求的一个最重要的 场所。

作者是美国波士顿萨福克（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