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人才水平下降，“宽松一代”问题凸显

10年前，不管是否知道笔者是日本企业的技术人员，中国人都会追着狂问不止。不管笔者有没有时间，中国员工总是充满激情、有时甚至到了让人反感的程度来询问有关技术及诀窍方面的问题。面对这一阵势，甚至让笔者产生过戒备：“莫非是想造我们的仿制品？”

　　事后仔细了解后明白，这些不过是中国员工充满求知欲的体现。中国是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的竞争激烈的“实力社会”。在这个还不能说是富裕的社会里，要想过上比别人好一点的生活，就必须升职，或者跳到大企业去拿高工资。而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就是想尽办法从包括日企在内的外企技术人员那里获得信息。

积极上进的90年代

中国人常说“可以学到一点东西”。也就是说在做某件事时从中学到知识，以对自己的人生设计有益。这是中国人在决定从事某个新业务时常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中国工厂，这句话经常会从中国员工口中冒出来。

　　这些员工不一定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既有初中或高中毕业的，也有因各种情况未能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参加工作的人。因此，员工的知识水平高低有别，在培训工作方法及质量管理时，参差不齐的理解能力让日方管理人员曾颇感费力。

　　不过，学历不高的员工所表现出的学习热情曾多次让笔者吃惊。这是在传授质量管理方法时的事情。比如，要想确定管理产品尺寸的数值，就必须根据产品尺寸的测量结果计算出标准偏差等数据。虽然有公式可以利用，但要充分理解其含义，初中毕业的知识水平很难做到。

　　虽然在计算标准偏差前，日方管理人员要从数学符号的含义、用法以及二次方和平方根的计算方法等开始讲授，但这些因工作出色而深获课长等认可的员工对这些内容会逐一拼命学习。员工们充满着“在学习劲头上决不输给任何人”的气魄，多次跑到笔者这儿来请教直到明白理解为止，甚至还在工作之余主动利用个人时间来学习。而且最后全员都熟练掌握了质量管理的方法（图1）。这当时使笔者深刻认识到，在人才教育问题上，重要的并不是学历，而是学习的意愿。
现在回想起来，90年代后期的中国工厂的员工对新产品及新技术都怀有浓厚的兴趣。只要是来了新的检测装置，听到消息后员工就会从四面八方赶来参观，这种景象在当时并不少见。

　　工厂附近还有各种名称的技能“学习班”。这些学习班主要培训电脑操作、图纸绘制及外语等课程。当时有很多员工甚至将一半工资拿出来作为学费去学习。能够比别人更快地掌握工作技能，获得升迁的强烈愿望是他们的原动力。

中国工厂出现变异

然而，近来在中国工厂的大趋势却发生了变化。不同年龄层的工作积极性差异加剧。日本从公认的充满意愿的“生育高峰一代”变为相对缺乏积极性的“宽松一代”，期间经过了50年的时间。而在中国，仅仅15年左右的时间笔者就体验到了相似的变化。

　　尤其要注意的是，现在在制造业打工的中国年轻人，积极性不高的员工日益凸显。有很多在日企的中国工厂担任管理人员的日籍员工指出：“一线工人的水平正在下降。”（图2）

在中国，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变。与上世纪90年代不同，选择职业时的自由度也大幅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服务业等光鲜职业受到热捧，而选择到普通工厂去工作的优秀年轻人则不断减少。

　　实际上，在中国工厂有越来越多的员工对日常管理持反抗的态度，总是将牢骚挂在嘴边，工作的结果让人不再满意。给笔者的感觉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以更轻松地方式赚钱。

　　最近日本媒体从以往的日企进驻中国的“一边倒”报道改变为时常报道日企缩小甚至撤消中国工厂的内容。而且，采用“中国＋1（China Plus One）”战略，也即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设立新工厂的日企开始增多。其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为了避开中国急剧上升的人工费，维持成本竞争力。但背后也存在着工作积极的人才难以获得的因素。

　　这种情况持续的话，总有一天中国将失去“世界工厂”的称号，这并非玩笑。与笔者熟悉的一些中企老总及管理人员就表示：“在日本工厂工作的日本工人都很认真且勤奋好学，令人羡慕。而与之相比，中国工厂的年轻工人中，不认真的人最近多了起来。希望他们能够向日本工人好好学习学习。”

“做个普通人挺好的”

　最近，笔者遇见了一位在某日企的中国工厂里工作的小李（化名）。这是一名高中毕业后开始工作的21岁女生。以前曾在服装店工作过，在那里听说“到日企的工厂工作，有去日本的机会”之后，就应招到了该厂当工人。

　　在接到录用通知的同时，小李想到要去日本的话就必须学会日语，因此便到市中心的日语学校开始学习。课程为每周二次，一次两小时，学习共三个月。然而，两个月过去后，小李的日语没有丝毫进步。尽管后来延长了学习期限，也未见任何起色。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打算告诉小李一些诀窍。这是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担任中国工厂的管理人员时，曾使很多中国人成功学会日语的一种方法。如果能够迅速掌握日语，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自信起来。

　　但是，在开始介绍学习方法后没几分钟，小李就露出了厌倦的情绪。看到这儿，笔者感觉可能说得有些啰嗦，于是为了进一步引起小李的兴趣，开始讲述具体的事例。这下小李却摆出了一副明显不感兴趣的表情。之后一句令人意想不到的话从她嘴里冒了出来：“远藤先生，不用说了。我去日本既不是想提高工资，也不是要成就什么大事。只是想去日本而已。的确，我知道到日本工作比在中国工作能够获得更多的钱和升迁机会。但现在我对这些事情不太感兴趣。”

　　我以前教过日语的中国员工均以提高工资和获得升迁作为学习日语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说，是把学会日语作为了提高生活水准的手段。原以为小李学日语的动机与他们一样，所以笔者对小李的话颇感吃惊。不过，笔者仍尝试说服她：“年轻的时候学会日语的话，将来无论是找工作，还是与日本人交流或者学习日本文化都很有用处。小李你现在的努力决不会白费的。”

　　但小李却回答说：“我是女孩子，因此不成为什么大人物也没关系。成就太大的话，结婚对象不找个条件相当的男孩子就不会般配，到时很难结婚。我做个普通女孩子就行了。”

私下学习日语的原因

　　打听一下，笔者发现周围像小李一样想法的女员工并不在少数。人生如何渡过是个人的自由，因此对于小李的回答便不好多说什么。但这时笔者脑海中浮现出了以往那些晋升为管理人员的、充满积极向上精神的中国女员工的面庞。仅仅过了15年，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这让笔者感觉宛如隔世一般。带着这种心情，笔者离开了小李工作的中国工厂。

　　与以前相比现在的年轻员工逐渐失去积极性的原因也与公司的内部环境有关。前些天，笔者去某家中国工厂走访时，知道笔者是日本人的女员工小杨（化名）上前与笔者搭话。而且她还拿出日语课本请教了各种问题。

　　笔者为这种勤奋好学的态度所感动，在回答了问题后，便询问了小杨学习日语的动机。对此，小杨告诉笔者将来想成为日语翻译的梦想。然而，好不容易学了日语却没有使用的机会，所以这次她才下决心试着用日语和笔者交谈。

　　笔者前面提到的、能够让中国人迅速掌握日语的诀窍当然也包含现场实践。通过与日本人反复进行简单对话，自然就能锻炼出日语会话的基础能力。作为小杨用日语向笔者交谈的回报，笔者向她推荐了多和日本人交谈的方法，而她却给出了令人意外的反应：“这可不行。那样做的话，上司就会阻挠着不让学，或者遭别人刁难。上次同事刚刚吃过苦头。”

打压年轻人积极性的前辈

　“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学日语是为了你自己啊。别人是别人，自己是自己，放开去学就是了。我所知道的中国人可都在工厂中拼命学呢。”

　　虽然笔者以支持小杨的语气这样说，但她并没点头赞同。而且还恳求笔者：“麻烦您千万不要把我学日语的事情告诉这个工厂里的任何人。”深感不解的笔者决定问一下详细原因。

　　“这个工厂里有几个会说日语的中国员工。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地位因其他中国人学习日语而受到威胁。因此，如果他们知道有谁在学日语的话，就会在有课的那天故意让你加班，或者每天安排繁重的工作。”

　　小杨一边警惕着周围的情况，一边向笔者这样道出了原因。也就是说，这些前辈员工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在阻挠后辈员工提高技能。

　　其实，笔者最近经常听到与此类似的情况。虽然在员工中间根植竞争意识决不是坏事，但如果不建立起鼓励上司及前辈员工培养和提高年轻工人的技能的制度的话，这种扭曲了的竞争心理就有恐蔓延。

　　最危险的是，这种扭曲了的竞争意识会削减年轻员工的积极性，阻碍其成长。这样的话，企业就无望实现持续增长。

　　当然，如果就此认为现在所有中国年轻员工的积极性都很低的话无疑是有失偏颇的。如今，比日本优秀技术人员还要优秀的中国技术人员不在少数。关键在于比例，由于中国人口庞大，因此积极性高和积极性低的人可以说数量都很多。

　　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制造业尤其是工厂的工作，在如今的中国并没有太高的人气。要想确保优秀的年轻工人已变得非常困难。（特约撰稿人：远藤健治，技术人员兼海外市场拓展咨询师）

　　作者简介：远藤健治。对包括日本及中国在内的亚洲地区制造业非常熟悉的技术人员，同时还是海外市场拓展咨询师。远藤健治在进入京瓷公司之后，曾先后在开发部、生产技术部、品质保证部工作。其在中国工厂提供的制造业务指导颇受好评。后离开京瓷，在一家精密设备厂商的中国工厂担任制造部长及质量部长。他以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活跃在日本和中国之间。其著作包括《日资中国工厂制造部长奋斗记》、《中国低价格部件采购记》（均为日经BP社出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