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削权难养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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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红春

　　1999年4月25日的《联合早报》，发表过我的一篇题为《削权养廉》的文章。前几天读到“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被捕”的消息，就想再谈谈“削权养廉”这个话题。

　　1999年写削权养廉一文时，我在美国。2002年起，回到中国任教，经在网上检索，发现有几十家报刊辗转流传或转载或引用了这篇文章，提出商榷的有(主要是认为可操作性不强)，大多是赞同的。

　　如《人民日报》2001年2月20日发表中共山东省枣庄市委书记的专论，谈坚持“削权养廉”的工作思路，建立了一系列便利、易操作、约束力强的制度，努力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局的网站，也推荐了“削权养廉”。

　　这些年中国被捕的官员很多，其中影响很大的几个官员中，李达昌、高勇(原成都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张二江(原天门市委书记)三人，都是我的校友，有过几面之交，有的还是朋友。

　　我是武汉大学77级学生，一直在校学生会做学研部部长，77级临近毕业，校学生会都换了78级学生(虽然他们只比我们晚半年毕业)，张二江是新的学生会主席，1987年考入西南财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直任校研究生会主席。他离开时，接任的主席就是高勇。进西南财经大学时，李达昌已经到政府任职。

　　2002年我接受西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的聘任，由美国返成都，李达昌是同一批新聘任的博士生导师。2003年7月2日李达昌辞副省长职回到西南财经大学重执教鞭，我同年9月底调赴上海师范大学。

　　

好官沦为反面教材

　　

　　从1月17日四川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许可对省第十届人大代表李达昌涉嫌滥用职权犯罪采取强制措施的报告》至今，有关这名四川省原副省长的议论就有滔滔不绝之势。他在许多媒体的报道中，曾经是不恋权位、卸官从教的正面典型，如今则变成干了坏事后想往后闪、终究难逃法网的反面教材。

　　李达昌事发于“中川国际”挪用1000万美元。“中川国际”是中国四川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简称，拥有两个中国全国第一的记录：全国第一家省级外经公司和全国第一家上市外经公司。目前，中国官方介绍的李达昌涉嫌犯罪事实，与“中川国际”紧密相关。

　　1997年，中国财政部调拨1亿元人民币专款给中国进出口银行，由该行向“中川国际”提供1000万美元的5年期专项贷款。

　　财政部明确要求，这笔资金用于解决乌干达欧文电站赔偿风险准备金。时任副省长的李达昌，不顾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的不动用该项资金的承诺，利用手中职权，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熟人、朋友，又曾经是那么优秀，如今却从他们人生事业的顶峰被抛下，成为囚犯，我的心真是痛的，既为他们个人的抱负未竟(李达昌希望在治学上更有成就，高勇和张二江都还希望在仕途上更有发展)而痛，也为他们给民众与社会带来的损失和危害而痛。

　　中国有一个成语是“痛定思痛”，其实痛未定也应该思痛，“痛中思痛”。别的腐败官员我不敢说，可李、高、张三人，都是知识分子，都应该是明事理识大体之人，如果他们不走仕途，只做学问，不一定就能成为大学者，但起码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全国闻名”的罪人。是权力，是太大的权力，是没有规则没有制约的太大的权力，害了他们。

　　四川省一名人大常委认为，对官员说不清楚的背后，是官员监管制度存在着缺陷，让人们无法看清楚官员的真实面目，所以才会有说不清楚的感慨。他举例说，李达昌几次签字，就可以批准挪用1000万美元，这种权力太大，况且，这钱是省财政担保借来的，省人大应当知晓和监督它的使用，但实际上毫不知情，直到李达昌出事，才晓得有这笔钱。

　　

官员腐败在权力太大

　　

　　财政运行的不公开、不细化，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最终也害了当事人自己。

　　五年多前我提出“削权养廉”，说的是“高薪养廉”也好，“美辞养廉”也好，“严刑养廉”也好，都是治标之策；要根除中国的官员腐败，治本之策应该是“削权养廉”。

　　“高薪”难以“养廉”，“美辞”难以“养廉”，“严刑”也难以“养廉”。中国官员的腐败，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权力太大。

　　我说的“削权养廉”，并不是削掉官员的一切权力，而是削掉他们可以换钱换情的权力，保留他们可以尽职尽责的权力。

　　换钱换情的权力，和尽职尽责的权力，如何区分？在中国上过大学的人(还有更多其他的人)，都有吃食堂的经历，都知道炊事员手中勺子(那就是他的“权力”)的厉害。同样的饭票菜票，根据和炊事员相熟的程度，勺子晃几晃，打出来的饭菜，质和量就会大不一样。

　　如果到麦当劳进餐，服务员收费和给出食品的权力，和上述炊事员是一样的(这就是尽职尽责的权力)，但服务员却没有勺子晃几晃的权力(这就是换钱换情的权力)。

　　我要再说一次：将中国官员的“食堂炊事员式”的权力，削成“麦当劳服务员式”的权力，中国的反腐败，就大功告成了。

·作者是经济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