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和群众运动

- by Lao Tian

在1958年乃至后来的三年中，对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那些当权派，只有在文革期间
才真正受到群众组织一定程度的清算，在当权派内部，他们最多是易地为官而已。在文革
之后这些人中间，还活着的倒是都上台了，死了的也都作为伟大英明无辜受迫害的好人予
以高规格的平反，前者如王任重，后者如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

文革之所以必要，其起点就是一些当权派为了自己出政绩，把老百姓的死活不放在心上，
为了自己的个人升迁利益，已经达到了枉顾民众死活的地步，而在当权派内部和正常的秩
序下这些人责任是无法被清算的。河南“信阳事件”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复辟，中央派
出强大工作组去河南查处问题，其中的挂帅人物就是有党内两才子之称的陶铸和王任重，
根据河南信阳地区前专员张树藩的回忆，河南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在陶铸和王
任重的包庇下，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升了官，而一些被抛出来做替死鬼的，反而是曾
经跟吴芝圃的浮夸风和反瞒产运动做过斗争的一些县委书记。

这些被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追捧为“一贯正确”的当权派，如果没有文革中的群众组织
的冲击，他们永远无法在官僚体制中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裁，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永远是
处在“官官相护”之中。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流舆论宣传，把大跃进说成是浮夸风，或
者必然要导致浮夸风，这就不知道是哪一门子高妙逻辑了，实际上只不过为那些负有“人
命官司”的当权派的自私自利行为，去找一个开脱借口罢了。不过今天的当权派倒是几十
年如一日宣传它，假话说久了也有信徒这本不奇怪，有人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只是一个被动
的傻子角色，但另外有人却是主动充当骗子角色的。不过事实是浮夸风只与当权派不干活
却要出政绩相关，今天已经不是人民公社了，但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还是广泛存在
。


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说，你们民主党派的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共产党员的问题是
工作方法问题，看到三年困境时期当权派大刮“五风”枉顾民众死活的事实，很显然他再
也不能认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没有问题，仅仅只是工作经验与方法不足的问题了。


毛泽东从1963年开始，在党内推动了两大运动：在农村和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内部开始进行
四清和五反，在党内高层开展以中苏论战文章写作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过程。本来在1963年
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是要解决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的，结果根据刘少
奇的“四个交叉”理论和后来的桃园经验开展的四清，执行的方针却是“问题在干部，根
子在敌人”，一方面演变成在农村抓什么“新富农”，运动的最重要的方面却演变成对全
部下级干部搞 “上楼洗澡”和“放包袱”的运动。这实际上是把组织路线和干部考核的
一整套制度全部推倒，要把干部在运动中对工作队是否采取合作态度，或者能否主动积极
地检举别人作为主要标准来选拔干部，本质上就是要把干部对上级的顺服态度是否达到了
不讲原则的地步，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来执行，在四清这样的一个运动中，完成以上
级某些人为核心的帮派体系建设过程。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向，被毛泽东抨击为“执行了一
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和搞“驯服工具论”不是偶然的，文革期间对刘少奇《黑修养》
的严厉批判，也是针对四清运动中当权派所暴露出来的普遍思想倾向这样的现实而言的，
政治上进行的思想批判过程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现实问题，并非是针对其文字本身和在过去
时代所起的作用，去做什么学理辩论和质疑。

实际这个四清运动就是要把那些不讲原则的干部，一味地以上级或者以个别领导为中心的
现象普遍化，本质就是要结成死党，然后才可以最有效地保障自己在当官做老爷上的低投
入和高产出，即使有什么错误都能够这样一个严密的帮派体系中上下其手予以隐瞒和包庇
。实际上反右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一样被当权派做了同样
方式的运用。河南商丘地区就把合并过来的前淮阳地区干部打成右派，吴芝圃1957年依托
刘邓陶等人的支持发动反对“潘杨王”运动，把前平原省合并过来并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
记的潘复生等人排挤走；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是解放后入党的投机分子，通过与上级的结
合，把解放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打成右派。这些本质上都是寻求上下级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
的一个必然路径，消除或者边缘化体制内那些不好驾驭的因素，强化当权派的地位和作用
。1959年的反右倾过程，就更加赤裸裸一些，所以纠正得也要快一些。这样的偏差和倾向
在党内长期无法得到纠正，在逻辑上是必须把眼光放在党外去，反右之前的整风过程是失
败了，可资利用的力量实际是非常有限，除了群众之外已经很难有别的出路。这个运动过
程在当权派的主导下，产生了一种明显的 “过滤机制”，本来运动的目标是要解决当权
派自身的问题，但是运动方向却被刻意转移到对准群众，或者是把运动用于建设“父子关
系”和“猫鼠关系”，这些都是服务于当权派自身的需要。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里，运动
的矛头仍然是被当权派转向社会的下层。

本来四清开始是针对基层干部和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向出来之后，很
明显要解决的问题就转移到高层干部的思想与立场上来了。在四清运动所暴露出来如此严
峻的事实面前，特别是这样一个明显有严重问题的运动方法，却被各地各级的当权派非常
积极和主动地加以推行和落实，就更加显得问题之普遍与严重性了，毛泽东再也不能自欺
欺人地认为共产党干部在思想倾向和服务目标上没有问题了，所以23条就明确地提出运动
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在后来的文革针对对象问题上，按照刘少奇
和邓小平的部署把文革当做“反右”来搞，后来他们做检讨的时候，推说是因为自己不了
解毛泽东的意图，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清楚毛泽东所要
针对的对象，但是他们选择自己代表当权派的利益和意愿，而不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与
中国的多数人利益保持一致。这样的差别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路线分歧，一些帮闲文人
如何家栋等人，试图通过四清和文革初期的歪曲描述来丑化毛泽东，并去美化毛泽东的对
立面，甚至不惜放弃廉耻地去美化桃园经验，殊不知这一时期的运动开展得非常普及，在
中国民众心里具有非常深刻与完整的记忆，恰恰是找错了 “定盘星”，结果只能是暴露
了自己的无耻。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非常深刻的，然而要真正认识并承认这一点却不那么轻
松。毛泽东在1964年指出，党内一些官僚主义者正在成为吃工人血的阶级异己分子；后来
在九大上说恐怕相当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手
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更是非常沉痛地提到：共产党不进城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着，进城
之后这个党变得不那么好了，这已经是把党员变质问题上升到共产党要不要夺取政权的高
度来做对比了。 1976年，毛泽东继续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在这个意义上去看，非常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群
众，为什么要抛开既有的官僚和行政体系，一定要去探索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群众
来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

虽然毛泽东知道当权派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在文革初期和发动的时候，还是希
望尽力避免采用他认为“盲目性很大”的群众运动的。在1964年一次内部会议上，毛泽东
针对刘少奇等人把群众运动吹上了天的言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你们把群众运动说得那样
好，我看不是那样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盲目性。”按照毛泽东在1956年的界定，大民主
是对敌斗争的方式，小民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作为小民主的整风和批评要毛毛
雨下过不停，对于文革这样一场暴风骤雨式运动和这样一种大民主运动方式，毛泽东毕生
没有后悔，依据就是他对这个当权派的蜕化过程的经验与判断始终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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