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拖欠现象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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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旭明

　　一年一度的华人新年，又收到年迈父母写信来说，不要忘记“有钱无钱，回家过年。”

　　这个不知道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节日，在中国，几十年来似乎一年比一年热闹。毋庸置疑，春节使中华民族的美德得以一年一年地传承和光大。

　　这种感觉来自每年那越来越多南来北往匆匆往家赶的民工，即使是在远在异国他乡，许多人也要买张机票，“回家看看”。

　　但是每年，在这种传统的、已经形成文化的春节现象背后，常常爆发出对文明的亵渎和不尊重的陋习，其中包括对民工工资这种血汗钱的拖欠，春节时往往变本加厉——你的家庭观念终究敌不过我的金钱打算。

　　近来，因企业拖欠造成的群体暴力事件，在中国也偶有发生，拖欠在中国扭曲着的社会形象，将文明拖入底层。

　　对于喜欢揭露中国阴暗面的人来说，中国企业对民工拖欠工资，是一个极好的题材。不用列举拖欠的来龙去脉，以及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只要带些煽情色彩，列举出种种拖欠的事例，中国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

　　然而，一个事物总有正反两个方面，除了那些肆意克扣民工工资的丑陋行为之外，拖欠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甚至是人性方面的根源，对此须要加以疏导。

文明需要制度来保证

　　首先，中国的拖欠现象，是人和企业获得更加自由空间的结果，可以说，中国人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如此自由地在大范围内流动，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美好生活。同时，如今中国人也更加自由地去创立自己的企业，据说，不久的将来，即使是一个人也可以设立一家公司。

　　根据调查，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2004年1至3季度，新开业企业8万6000家，而目前广东省民工短缺总量超过100万人，工人增加的速度赶不及企业增加的速度。

　　在推崇市场经济，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往往没有看到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最重要的还是得益于制度的推旧出新。

　　以改革起步的农业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在生产和技术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面，仅仅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就足以使整个农业效率出现改观。如果没有政府在观念和制度上破除旧的想法和旧的制度，后来的改革成果都不会发生。

　　如果一切都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支配，那么，自由的想法反而使人得不到自由。就好比两个自由人开着汽车在小道上开着快车，一定会出现一场谁也输不起的惨剧，最后还是需要一个公共遵守的规则来维护自由。

　　在一定程度上，我赞成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的看法，中国“国内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想把这些法治化的必要阶段都省略了，想直接跳过去达到美国的民主自由，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

　　法治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的风貌会产生不可掂量，或者说不可量化的结果，所以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以新加坡而言，几十年来，由于严格的法律制度，不仅没有阻挡外来投资，而是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使得新加坡享受了长期的繁荣。

　　在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再造经济制度，以及不断提升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文化水准，往往能够起到更好的效果。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首先出现的结果是人们的自由被剥夺，接下来便是弱肉强食和道德沦丧。

　　同时，如果在一个制度下面，当事人不能参与改善或者干预这种制度，就算不上是一个好的制度。对弱势群体更是如此。

　　法治社会的好处，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是进行司法程序需要相当高的成本，比如香港市民卢少兰在领汇事件中起诉香港房委会，需要获得法律援助。新加坡投资者考虑起诉中国航油公司违法，对其利益造成伤害，也需要付出不小的成本。

制度的个人参与

　　即使中国的民工可以通过法律去起诉企业无故拖欠工资，我相信很多人付不起这个法律费用。而在中国，尽管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不足以改变所有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如果弱势群体能够被接纳到制度的内部，便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制度，而是参与对制度的监督，参与制度的完善过程，社会的文明化过程就可能更快地得以提升。

　　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以及民间人士做了大量努力，希望维护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比如广东省政府提出要以人为本，提高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

　　中国各地的政府也制订了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北京有的民间人士为民工提供影院，让后者有一个放松身心的场所。这些良知逐渐地深入人心，但是想法和道德观念毕竟需要转变为可行的制度才行。

　　事实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急速的造成贫富两极分离，以及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中国民工千里迢迢从贫困地区去到繁华富裕的发达地区，语言、文化的差异与相互碰撞，使的新移民迅速地成为城市当中的另一类人，形成一个弱势的群体。

　　以新加坡为例，1965年独立时，经济结构表现为人力和资本的连接，但是到了1979年以后，则是人力和资本以及技术、培训的连接，员工的价值得到更好的尊重及提升。今后中国发达地区的经济将会很快转型，企业应当事先有所准备。

　　最后我要说，中国的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矿难、民工工资拖欠等等问题，尽管解决方式上可以发出更多的行政命令，但最终还是需要法律和制度上的保障，需要当事人的参与制度，而不是由制度摆布。

·作者为本地媒体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