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还是算的











他们因何卖血？－－反思上蔡县农民感染艾滋病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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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桂西恩教授检查了河南省某村中155名卖血者，发现其中96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６０％在我们的地区，已经有许多人死于艾滋病，并留下许多孤儿。
我特别希望人们关注中国河南省艾滋病孤儿的情况。遗憾的是，许多地方官员依然想掩盖艾滋病流行的情况，特别是血液传染艾滋病的情况，害怕承担责任。"--高耀洁《打破"艾滋病长城"里的沉默》

在此之前，我已经看到不少有关河南省上蔡县一些村子大面积感染艾滋病情况的报道。他们感染艾滋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卖血"，这绝不是一种普通意义上的商品出售，当体内流淌的鲜血被作为普通商品出卖的时候，当他们用这种危险而无奈的交换得到维持生命的钞票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他们因何卖血？

如果他们生存的权力得到保障，如果他们生存的权力得到尊重（哪怕是不遭受歧视），如果他们面临的负担不是过分的沉重，如果他们在卖血之外还能有别的选择他们--那些可怜而无辜的淳朴的农民，那些与我们有著同样肌体的农民，那些血脉里流淌著同样鲜血的农民，那些与我们一样向往美好生活追求美好生活的人，他们会选择卖血的方式吗？

一、他们要把百姓逼到何处去

在河南省，上访告状人数较多的是上蔡县，在上蔡县，上访告状人数较多的是杨集镇。而杨集镇所有的状纸里，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角--党委书记兼镇长郑玉江。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任何与郑玉江的土政策相违背或者不能按时按量缴纳各项费用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直至抄家和绳之以"法"。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不管你信不信

（一）高提留，农民苦不堪言。

杨集镇人多地少，人均土地一亩左右，丰年人均年收入才不过400-500元，提留款却成倍增加。从1989年的人均20多元，到1998年的150多元；粮食征购1989年的几十斤（卖粮给钱），到1998年的200多斤（卖粮不再给钱），农民连续九年没得到一分钱，当地政府为了"安全"，甚至连白条也不给农民打。

1998年，由于自然灾害，杨集镇小麦减产，每亩平均产量只有300多斤，秋季更是欠收。按规定可减免30%的公粮。但杨集镇是郑玉江的天下，他们执行的是郑玉江的土政策，提留不减反增，农民把打的粮食全部上交还不够。并且，郑玉江的杨集镇以粮食质量差为由，让农民交陈麦（往年的麦子）或现金，限期交付，否则加罚兑现（兑现即抄家，是一种比较文明的说法）。

另外，农民交粮时，郑玉江的杨集镇以每斤5角至5角2分给农民计算。而农民交现金时，杨集镇却以高价给他们计算，1998年，农民按每斤0.62元向当地政府交钱，1997年是每斤0.70元，1998年是每斤0.82元。这样，吃亏的总是农民。

（二）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农民负担沉重

郑玉江的杨集镇政府，巧立名目，生财有道。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项目之多，农民负担之重，令人瞠目。

1.出外打工必须向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交纳500--1000元的打工费。即使外出捡破烂，也必须缴纳500元的费用。镇政府还在路上拦截回乡的打工人员，一旦发现，所带钱财尽数

没收。当里湾村刘某打工回乡时，做梦也想不到一场厄运正等待这他，其1800元的血汗钱被洗劫一空，分文不剩！

2.凡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居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交纳量地费。邝马村、中街村每个人缴纳45元后，土地至今未分。别村的情况大致相同。

3.机动三轮车要交钱。农民购买的农用机动三轮车，即便是自己使用，也必须向镇政府缴纳380元办理执照，否则，抓住一次罚款100多元（若不要票据可以降低罚款金额），农民有车不敢用。

4.国家的土地政策成了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的挣钱工具。只要你动一点土，哪怕是用来攒粪，也要罚你上百元乃至上千元。

5.自己建房子要交钱，帮别人建房子要交钱，住房子也要交钱。自己建房子要交钱，一间房子几十元（一般50元）不等，一处房子需要几百元；帮别人建房子要交钱。住房子也要交钱，每处房子面积以2分5为基数，以内的一平方0.30元，超出部分按一平方2元计算。

6.税收更是郑玉江杨集镇政府搜刮钱财的合法工具。每年，镇政府分给各村数万元的"任务"（超出部分可以留用），以查偷漏税为名，强行摊派给农民，村干部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即能得到钱财，又能讨得郑玉江的欢心）积极与郑玉江杨集镇政府密切配合，变本加厉、不择手段的掠取钱粮。

7.对于郑玉江杨集镇政府来说，植树造林也有钱可赚。镇政府每年把从外地购进的劣质树种，以远远高出市场的价格强行分给农民，据说郑玉江杨集镇政府为了提高数种的死亡率，保证这种方法挣钱的延续和持久，用盐水浸泡可能成活的树苗。可怜的农民无论如何精心和勤奋，只能眼睁睁地看著一棵棵树苗彻底的死去，也只能无可奈何的等待支付下一年的树苗钱。

8.郑玉江的杨集镇政府，电费高得吓人。高药村、大张村、后常村最高时每度电1元5角，里湾村、前常村、后常村、邝马村、中街村、大张村、大正营村等，每度电1元2角至3角，最近一次电费都是按每度电1元1角算的。镇上的电费最低，也在1元左右。

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所有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项目，几乎都不给任何票据，有的项目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这样一来，老百姓没有证据。

（三）劳民伤财，大搞形式主义

杨集镇党委书记郑玉江盲目地大搞形式主义，以这些劳民伤财、徒劳无益的所谓大胆尝试堆积自己的政绩。

1996年秋季，郑书记命令把即将成熟的庄稼毁掉，调动万余农民，修环乡路，建蔬菜大棚，路坏了，大棚塌了，几百万元没了，农民更苦了，他们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承担郑书记的失误，他们不得不背负起这些损失。仅蔬菜大棚一项，从建立之初算起，全乡每人平均分摊200多元。

建蔬菜大棚时，场面壮观得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每个村里的每一个组都必须建一个。每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像蜜蜂一样忙碌得不可开交。每个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一些恐怖的希望环绕著。果然，厄运来了。

修环乡路，农民花了很多钱，不久，路坏了，有关干部因为经济问题被追究，神通广大的郑玉江却没事；建蔬菜大棚，农民又花了很多钱，不久，大棚塌了，经济损失惨重，老百姓的心沉甸甸的。蔬菜大棚的事，由于牵连到"上面"的人，干脆就没人过问。

（四）农民的民主权力被剥夺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以后，依照中央和省里的有关指示，各地都认真实行了民主选举，但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却是一个例外。

我在该镇里湾村、前常村、后常村、邝马村、中街村、大张村等处采访时了解到，农民根本就没有行使到选举的权力，农民们说没有一个村委会主任是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因为他们连选票的样子都没看到。镇政府官员则否定了这种说法。于是，我二次前往杨集镇，才知道，有人的确见过镇里的人抱著选票箱经过村里，遇见人便让填写一下，这就是镇里所说的选举！在杨集镇，郑书记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干部的任免决不会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而受影响。

（五）贪污腐败，鱼肉乡里

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干部吃喝、贪污问题极其严重。郑书记吃，镇干部们吃，村干部也吃，后来，连村组长签字也可以吃了，郑书记的作风民主得无可挑剔。每个村的吃喝费用都在10万元 以上。用的都是不入账的钱，谁也查不出来。可是，各村的欠账都在增加，老百姓的不满也在增加。
干部们的贪污问题是最激起民愤的问题。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几乎都不给任何票据，但这并不意味著贪污问题无据可查。仅以中街村为例，该村连续8年的提留未入账一分，总价值180余万元。钱哪里去了？中街村的老百姓试图得到一个说法，却遭来无端的报复，人被抓、家被抄。老百姓有太多的疑问：乱摊派的钱哪儿去了？乱收费的钱哪儿去了？乱罚款的钱哪儿去了？开发区卖地的钱哪儿去了？粮食差价哪儿去了？兑现（即抄家）侵吞的物品、钱粮哪儿去了？农民购买国库券的钱，年年被扣除，可谁也见不到国库券，国库券哪儿去了？

（六）疯狂欺压、打击、虐待百姓

郑书记的话几乎是杨集镇的新法律。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干部们可以随意入户抄家，抢掠钱粮财物。杨集镇的24个村，每个村都没有逃脱抄家的命运。全镇几千个家庭被抄家，几百万元的财产被侵吞，另外，还有数万元不给收据的罚款。

"1998年11月24日凌晨4时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玉江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

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既不向群众说明情况，也不说明原因，到村民家就撬门砸锁，进屋就翻箱倒柜，见东西就拿，见人就抓，问者便打，砸坏物品200多件，抢走东西3000多件，粮食10万多斤，总价值30多万元，同时，每人交罚款几千元到1万元。"当然，抢走东西和罚款都不会给收据的。

被打的人中，有老人、有妇女和儿童，还有残疾人。中街村11组邝留才的母亲已年过70，她不让抄她的家，镇干部就拎起老太太的双腿在地上拉。上访农民邝献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儿，正在睡觉，镇干部破门而入，站在二女旁边逼她们起床，二女不从，镇干部上前拉被子，二女的母亲出来劝阻，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也遭毒打。大张村的邝天伦，是一个老会计，他曾经参与查中街村的账，1999年4月16日夜，3个蒙面人突然闯入，卡住邝天伦的脖子，并往邝的双手上沫毒药，邝保存的查帐证据被抢走。这样的事情在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随处可见，举不胜举。

郑书记在杨集镇政府大院里空出几间房子，专门拘禁群众，吃、喝、拉、撒、睡全在里面。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小孩子吃奶只能由窗口喂，小孩子在外面，"女犯人"在里面，"女犯人"把奶头拖出来，让在外面的小孩子吃奶，外面有没有人都不得不这样做。他们竟用如此丧

心病狂的手段对待群众！

在这种高压之下，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痛苦不堪。不少村民家里连粮食都不敢放。常营村一妇女被打后含恨自杀。包括王守挺的几个儿子在内的里湾村十几户农民，因惧怕打击报复，被迫背井离乡，到别的地方。几乎每个村都有人离家出走，每个村都有10%左右的土地无人耕种或无人愿意耕种。郑玉江领导的杨集镇政府公布的人均年纯收入在增长，杨集镇老百姓的恐惧也在增长。

二、丧尽天良，灭绝人性

“母亲的棺木被亲生儿子从地里挖出来，母亲的尸体被干部们浇上汽油焚烧，亲生儿子敢怒而不敢言在一旁默默地流泪。而后，干部们从刚刚被焚烧母亲的儿子手里要过罚款 ”

这不是记录德国或日本法西斯暴行的电影，而是发生在河南省上蔡县的真实的一幕。地方官员用尽了所有能冠冕堂皇收刮民脂民膏的方法以后，借口殡葬改革，又在死人身上打起了注意，一张由各级政府和各级政府领导的亲戚组成的收刮钱财的大网拉开了。

根据规定，家里死人，必须火化，火化要去火葬场，去火葬场要租专车，专车由乡村的地方官员或他们的亲属提供，送一次200元钱左右。到火葬场，火化一个人600多元，如果要骨灰盒是700多元。这样下来，家里如果不幸死了一个人，就要付出1000元左右，而当地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不过几百元。

家庭贫穷的人就开始想法偷偷地埋掉死去的亲人。这让火葬场遗漏了部分收入，政府当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地方政府和公检法等部门被动用了，甚至一些地痞流氓也被动用了，他们四处布下耳目，发现偷偷把死人埋掉的，要命令你扒出尸体，要命令你浇上汽油，要命令你点燃自己亲人的尸体事情做到这里还不罢休，还要罚你钱，当然是重罚，要数倍于火葬的费用，否则，就抓起来。
有的家庭死了亲人，不敢声张，不敢哭泣，无论你多么的悲痛，你都要强忍著。而且，埋人要等到后半夜，要找非常亲近非常可靠的亲属帮忙，一防告密（告密者有提成），二防连累他人（参与的人同样受罚）。死者的亲属先是到地里，偷偷地挖坑，再悄悄地把尸体运出村子，这些环节，有一个疏漏，就可能被发现。而且，埋完人以后，要把埋过人的新土盖上草之类的，总之，要做到万无一失。

但毕竟是家里一个亲人突然不见了，有的隐瞒不住了，就有"上面"来人，上文记录的那一幕就要出现了。

我想，那个儿子，面对被焚烧的亲生母亲的尸体，他心里该是怎样的一种悲愤。对于母亲，那是怎样的一种侮辱。

在上蔡县，许多年老的人，许多重病的人，又多了一项担忧，他们沧桑苦难的经历里面又加上了沉重的压力，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上蔡县的老百姓并不是反对殡葬改革，他们是负担不起由于火葬场垄断和当地地方政府的敲诈而导致的巨额费用，所以才偷偷将人埋掉的。家里死了人，已经是不幸，如果再拿出大笔的钱财把他们的亲人送入火葬场火化，增加新的负担，更是不幸。

当地政府逼迫死者的家属把尸体焚烧完后，当地政府收了罚款以后，被焚烧后的尸体照样可以重新装入棺材埋进地里，决不会再有人过问。这样的焚尸行为，这样目的的焚尸行为，这样恶劣而残暴的连死人都要敲诈的毫无人性的行为，令人发指！

后记

艾滋病在上蔡县的传播和泛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当地政府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艾滋病在上蔡县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农民卖血，当地农民卖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官员强加给他们的过重的负担。我写作此文是希望政府能够检讨自己的行为，重视艾滋病的严重程度，尽快的采取措施，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蔓延和扩散。我们不能再掩盖下去了！上天会有多少时间给那些可怜的病患者呢？上天又有多少的宽容原谅我们因对生命的蔑视犯下的罪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