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气质
作者：吴敏

经济学家的公共知识分子气质

顾雏军一纸诉状把郎咸平告到了香港高院；李东生站出来回应郎咸平，以个人声誉担保TCL财务数据的真实性。联系到3年前郎咸平炮轰德隆系，之后指责海尔曲线MBO，“郎监管”在国内引起的关注不可谓不多。

但现在至少看到一点，3年前郎咸平炮轰的德隆，现在果然使得投资者的钱财有去无回，而之后被郎咸平指责的企业，也没有拿出实质性的材料来反驳，而顾雏军那封变味的律师信，似乎更有心虚的意味在里面。

其实在经济学家中，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国企MBO忧患的不在少数，指出国企MBO不可行的研究文献也不少，但似乎都处于无人关注的态势。在企业研究领域，中国企业财务造假的水平并不高明，能发现企业行为违规或者财务漏洞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但敢于直接指出的，除了之前数百字研究结果击垮蓝田的刘姝威，似乎也未见第二人。相似的是，刘姝威当时也遭遇对方的诉讼和恐吓。

有人说郎咸平是香港学者，没有介入大陆经济圈的利益纷争，又是研究企业治理的，作为局外人才能看清楚，敢于说话。如果原因仅只于此，那么大陆经济学者似乎就难以摆脱无作为的嫌疑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2002-2003年国企的MBO狂欢盛宴中，除了实证研究，公共知识分子反对的声音很少，或者说几乎淹没于无闻。

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有两类，传统知识分子游离于体制之外，而另一些被称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人，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的结构而存在，而是如有机体般依傍着这些结构而生存，因此叫“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不一定因此就一定机械因果地为统治阶级说话,相反,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但从总体上说，他们或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或迫于制度的压力，而不得不最终被这个制度驯化。现代知识分子在全球范围内可能的灭绝，根源在此。

斯波纳指出，知识的专门化和职业化，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的空间越来越狭小。而在哈耶克看来，公共知识分子有些“不学无术”。在斯波纳和哈耶克那里，公共知识分子是错漏百出的，但从现在可能的领域来看，最有公共知识分子气质的，可能就是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了，而经济学的思想，也可以渗透到法学研究的领域。

不管怎么说来，在中国经济学家都不像是游离于体制外的一群。经济学家中有对关注宪政的，如杨小凯；也有宪政经济学派布坎南的信徒，这都足以说明经济学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性。单纯的学者可以关注于他的学术研究，而经济学研究，尤其是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却无一例外的会与现实的利益发生纠葛，作为传统型的知识分子，不说假话，尊重研究成果是他们严守的信条，就像许多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文献所反映的那样。而敢于说真话，尤其是面对大众说真话，则体现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气质，如刘姝威、郎咸平。

当然，说真话是要经受压力考验的，像诉讼，威胁一类。

然而，像郎咸平这样敢说真话的人少，并不是说中国有公共知识分子气质的人少，相反，中国转型时期的决策更多的可以见到学者的身影。在国企改制方针这样的大问题上，学者的声音更是不可忽视。问题是中国的大多数对政策和决策产生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如斯波纳、哈耶克指责的那样局限于学术水平的话，那么一定就是如葛兰西所说的被现实的经济利益或者体制压力驯服。而之前媒体关于经济学家良心的讨论，正是基于对后者的忧虑。或者说对于葛兰西所说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灭绝”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