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水扁一声“改名”，行政院“打电话服务就来”，“中正机场”马上就变成“桃园机场”。

　　被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所唾弃的陈水扁，若谓“改名”可以“改运”，他公元两千年就职伊始就把总统府前的“介寿路”改成“凯达格兰大道”，今天国家还不是愈来愈穷，“凯道”也成了百万人的“倒扁大道”。

　　机场仓促改名，问题甚多。第一、不符国际间应事前预告的惯例；第二、桃园另有一军用“桃园机场”，两个同名塔台的航管作业，对飞行有潜在危险；第三、因应改名政府要花两亿元，民间要花四十亿。

　　准此以观，机场改名是“乱命”。

　　“乱命”非此一端。六年前政党轮替，陈水扁第一项重大政令是停建核四。后来虽被民意否决，但国家损失惨重，政府自己估计是损失约一千亿元，但“台电员工自救会”估算是五千亿。是则当年的停建令，不也是“乱命”吗？

　　还有高铁。高铁总成本近七千亿，原说“政府零出资”，但五家原始股东只拿出戋戋之数，剩下都由政府包办。立法院早于公元两千年决议政府及公营事业不得投资高铁，但主政者不断以行政命令填这个大钱坑，这些都是“乱命”。

　　至于高捷案、金控案等等，揭开内幕，无不是“乱命”一大堆。

　　古代有些高级官吏，重职守，有担当，对“上上级”胡来乱整的命令有时能“直道而行”。现举一例：

　　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慈禧太後一面向列强全面宣战，一面急电各地疆臣，速派兵赴京共同灭洋。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深知国家军力积弱日久，“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他给朝廷发一覆电：“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震动人心的一句话。

　　李鸿章不仅不奉诏，还联络两江、湖广、闽浙和四川各地行“东南自保”。在庚子巨祸中，使东南亿万百姓免受荼毒，也为清帝国留下稳定的半壁江山。所以，后人不认为他们是“抗旨”，而是有“大臣之风”。

　　对于“大臣之风”，陈平说得最好。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年决狱几何”，“一年钱谷出入几何”，周勃都说不知道，心里惭愧，急出一身汗。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陈平说这要问主管单位，决狱是廷尉职掌，钱谷由内史负责。文帝有点不悦：既然都有主管，那么宰相所司何事？陈平对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就是说，宰相适时制订可行的政策方略，使各级公务员都能尽其所能，因而四海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他没说出口的是：宰相只管大事，不问小事，更不是专讨皇帝欢喜的应声虫。这样的人格与官格，就叫作“大臣之风”。

　　民国十八年，蒋梦麟任教育部长，因中央大学及劳动大学的纷扰，与国民党元老意见相左。吴稚晖认为，部长是当朝大臣，应管政策层面之事，怎么管起学校内部的行政来？他指责蒋梦麟“无大臣之风”。刘半农知道这件事，就戏刻一方“无大臣之风”的印章送给蒋梦麟。蒋氏在《西潮》中回忆这件事，虽有所辩解，但也承认“当时年壮气盛”。

　　真正的知识分子，当涉足政治，不仅不受“乱命”，甚至不受“乱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十日，胡适就任中研院院长，老蒋总统亲临道贺，在致词中赞扬胡适的高尚品德，勉励中研院发扬明礼义、知廉耻的道德力量。轮到胡适讲话，他说总统的话说错了。中研院的任务是提倡学术，不能把道德的责任加在它身上。胡适的话，使蒋氏尴尬，令举座肃然。

　　今天，“大臣”车载斗量，但“风”已荡然无存。如果还有“风”，那是“跟风”的风，是“望风使舵”的风。庙堂不见“风骨”之士，国家能不“风雨飘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