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把“爱台湾”视为自己的“专利”。而且有权指控别人“卖台”，是“李鸿章”。

　　譬如，二○○三年，绿色民代不满中共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对我的态度，认为驻世贸代表颜庆章抗拒不力，责他损害国家利益，是“现代的李鸿章”。

　　这些人说这些话，只是习惯成自然，只是逞嘴巴的一时之快，未必从历史书本上了解到多少李鸿章的事。

　　李鸿章于一八七○年接替他的老师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即努力朝国家现代化的路上走。他推行的各种新政，不仅追求船坚炮利，还想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甚至要改革吏治，并从教育和人才着手奠国家转弱为强之基。无如民间知识太浅，朝廷暮气太深，很多建设推不动。譬如，因“风水”而不能筑铁路，因建颐和园而挪用海军购舰经费。甲午败于日本，是国家总体力量不如人，不仅不是某一单项原因，尤不能把全部责任加诸李鸿章个人。

　　任马关议和代表，李鸿章哪里愿意？但日本指定非他不可，朝廷命令他非去不可，他在日本几乎死于刺客的枪下，但“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两句诗几乎毁了李鸿章的半生勋业。

　　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京师沦陷，後帝出走西安，又要由李鸿章来收拾残局。一九○一年九月七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字。丧权，外国军队得驻扎北京；辱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那时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列强之意在于，“人均一两，以示羞辱”。国家已近瓜分豆剖，不签行吗？

　　李鸿章以带病之身，签完字回到住处即大口吐血，终于不起。他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恤，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稳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七十八岁的李鸿章走了之后，朝廷似乎仍旧没有什么“定见”，国家也就终于没有“转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情文并茂的《李鸿章传》，流传至今不辍，去年台北立绪出版社还发行新版本。梁启超认为，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均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一位历史学家指出了他的不足，但也为他说了公道话。

　　李鸿章一边吐血一边写出最后的奏摺，主要建议朝廷“外修和好，内图富强”。这不仅是对大清王朝的忠告，事实上也应是万国列邦的“共同守则”。一国若既贫且弱，又在寰宇中孤立无朋，即使不亡于人也会自我窒息。

　　历史不会重演，只有愚人重演历史。今天的台湾，又走上清末的旧路。既没有“内图富强”——把原有的家产挥霍殆尽，使台湾的穷人愈来愈多；尤没有“外修和好”——与邻国如新加坡、印尼的龃龉不说，跟支持台湾最力的美国也渐生嫌隙；至于和大陆对立之严重，更是台湾安全的最大隐忧。

　　陈水扁言行之乖张，每令人愕然；施政之茫然杂乱，尤令人费解。他为什么要把台湾弄成这个样子，究竟目的何在，居心何在，是大家都在问的。

　　希特勒在欧洲杀了六百万犹太人，一位哲学家说，悲剧不仅在此，悲剧更在怎么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

　　台湾怎么会有陈水扁领导的这样的政府，而且又这个样子执政了六年。群众在“倒扁”之余，是否也应反躬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