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恐惧症


● 德龙
　　人们对金融的恐惧正与日俱增。那些拿着高薪、在电脑前操作而又好像并非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普遍上已让人产生不信任感。

　　纸上谈兵者胜过从事生产者；投机者胜过经理人；交易员比企业家赚得多；套利者比稳扎稳打者赚得多：而这些表象背后的原因，是金融市场比国家的威力更大。

　　一般民意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正如弗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所说，我们必须将这些“钱商”从“文明殿 堂的宝座上”推下来。我们必须“重建古老的真理”，也就是种植、制造和发明的工作，应该比金融家所做的享有更高的地位、更高的荣誉和更好的报酬。

融资数字大得惊人

　　当然，现代全球金融着实让人心生恐惧。它的规模令人震惊：今年的并购交易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可交易和（理论上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在今年年底可能达到160万亿美元，而每年的全球生产总值却只有50万亿美元。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近估计，当今全世界的金融资产比全世界生产总值高出三倍多：三倍于1980年的比率（二战后的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只比全球生产总值高出三分之二）。

　　还有一些巨大却令人费解的数字：300万亿美元的“衍生”证券；其中3万亿美元由1万2000个“对冲基金”管理；每年有1万2000亿美元的“私人股权”交易。

　　但我们的现代全球金融体系也创造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既有正面，也有负面。今年，便有总值4万亿美元的并购，各家公司正以收购或开枝散叶的方式，试图赢得多元协作效应、市场实力或是更好的管理。

　　相对于其资产在并购前的价值，资产的卖方会获得约8000亿美元的收益。买方的股东则会损失约3000亿美元的市值。
　　那是因为市场将收购理解为这样的信号：那些经理人都是好大喜功、我行我素的野心家，而不是为投资者创造最大收益、目光如炬的托管人。
　　这3000亿美元就成了某种税款，成长企业的股东给精力充沛的公司管理层缴付的税。有人给得心甘情愿，有人给得无可奈何。

　　约5000亿美元的全球市值收益从何而来？我们不得而知。有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有些公司的垄断实力增长，利益从消费者转移到股东手上；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更佳的管理，或经营规模控制得当所带来的效益提升。

　　还有一部分，则是企业不惜代价通过媒体吹嘘业绩的超额支出。

须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

　　如果以上三个因素每个都代表了净收益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们就能有以下的几个结论。

　　首先，一旦我们把目光投向金融部门内部交易之外，就会发现这一块金融交易对全球的影响，是以更高的预期利益来提升股东价值，因此而产生约3400亿美元的收益。

　　1700亿美元的损失，是由未来须付出的实际薪资所造成的——因为普通消费者会发现，拥有更大市场实力的公司让他们付费更高。因此，2007年的净收益就是1700亿美元的附加社会价值，占全球生产总值的0.3%，相当于700万个工人的平均产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对这些工作勤奋的并购技术人员心存感激，虽然他们收入不菲。重要的是，管理不善或效率偏低的公司，将从有效经营的公司那里承受到压力，因而便须筹集更多资金作更妥善的经营。

　　我们不能以股权的民主方式当成企业控管的唯一系统。

　　第二个结论是总收益，也就是付给赢家的费用、交易盈利和资本收益（可能是今年并购总值中的8000亿美元），将大大超过1700美元的净收益。
　　各国政府在教育、劝导和管制方面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应该让人们了解风险和几率，因为民众一旦落败，就须为6300亿美元埋单。但到目前为止，似乎不是很多人明白这个道理。

　　最后，金融素来就倾向于平稳的垄断或寡头垄断，坐享高回报率；而公众则青睐薄利的竞争性市场。你如果对于政府为抵销寡头力量而采取的反垄断能力越感怀疑，就越应该寻求其他的抗衡渠道——也就是累进所得税制——以抵销突然上升的收入不平等。

　　18世纪的重农主义者认为，只有农民是具有生产力的，其他所有人都或多或少地骗取农民应得的份额。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厂工人也持同样的观点。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让我们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以使外部投资人的利益不致受损。但我们也不应该错误地对金融怀有过度的恐惧。

·作者J. Bradford DeLong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原题：Fear of Finance

版权所有： Project Syndicate，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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