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政府应当承担社会诚信与公正的首要责任
解传喜


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镇坪县所拍的华南虎原图找到了，那是一只年画上的老虎。有人说这是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其实钉棺材不需要那么多钉子，这只是无数最后一颗钉子中的其中一颗，只不过比较大而已。在这个活生生的现代“指鹿为马”过程中，我们看到，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那么一大群人，政府官员、研究专家、农民、村干部等等，敢对着全世界的镜头一次又一次的公然作假！！！我们看到，竟然有那么多机构，上至中央政府机关，下至省、县、乡、镇直至村的嘴硬、狡辩与抵赖。
　　
　　现在，老虎的真假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政府的诚信，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对社会的毒化和日益深重的诚信危机，重要的是，建国这么多年来，我们竟然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的有效机制。
　　
　　是什么造成这一事件愈演愈烈？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贯穿始终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周正龙拍照片如此，镇坪县设立自然保护区如此，陕西省借此从保护区中有所得，而作为中央部委的人员亦有所得。我们不反对你们追求利益，我们反对你们利用非正常手段获得利益。一旦事发败露，他们就要保护官场上官员的利益，制造借口，创造概念。脆弱的社会诚信，坚硬的既得利益，社会诚信在他们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也没有约束力，保护好既得利益，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
　　
　　其次，我们看到了权力的不受扼制。面对网上的种种质疑，国家林业局对事态不作为，拖延敷衍，含糊不清，不正视听；陕西林业厅力图证明照片的老虎为真；而镇坪县，则一方面封锁着现场，一方面在搜集着所谓的证据。他们可以在质疑声中岿然不动，而我们却没有办法把他们移开。社会扶优汰劣本身是一种正常行为，但是在我们这里，权力是不允许的，因为他们有枪炮作后盾。理不够，枪来凑，我不认为这是正常的社会，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让理走遍天下，而在武力为权力保驾护航这种绝对不对等的状态下，何必在乎一个“理”字呢？“理”又有什么约束力呢？
　　
　　其三，上下左右的勾结。在准备捞取广大民众的劳动形成的税收成果时，他们上下配合，制造假材料，而在事情败露后，他们分工协作，共进退，形成了一致的合谋勾结体。这太正常了，理论界早已经指出，当代理链条过长时，多重代理人之间就很容易形成合谋体。看看我们国家的这个代理链，权力从普通民众从地方到中央层层委托，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代理，长得令人眼花缭乱，在这样长的代理链下，拥有最终权力的普能民众，早已经式弱到无，而整个官场不勾结合谋才怪。我们不得不承认，整个官场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整体，成为这个国度真正的统治阶级，他们共同维持着自己超越他人的权力，谋取着超额的利益，特别是在民众越来越谋求落实宪法所赋予的权力时，他们更是利益共同体的形象更加凸显。
　　
　　其四，维持社会诚信与公正力量的正规渠道弱化与丧失。与权力不受扼制相对，我们看到维持社会诚信与公正力量的弱化甚至丧失。一个完整成熟的社会，应当具有自我纠偏能力。而在华南虎事件中，我们发现这种纠偏能力是在正规化组织方面是如此的弱小。政府机构到现在也没有进行纠偏，不但不纠偏，反而百般狡辩与抵赖；新闻媒体应当起到及时传递信息作用，但是包括陕西当地的报纸以及作为国家主流媒体的央视，不但没有起来相应的作用，反而在扩散一些不正常的思想，搞什么盛世出老虎，老虎真假不重要的论调；而被视为具有专业知识的众多专家，或者缄口不语，或者公开为这场造假行为提供所谓的专业支持。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法律法规，政府和正式媒体，官方机构和专家，大多数都在为破坏整个社会诚信与公正力量而摇旗呐喊，推波助澜。
　　
　　其五，社会动向的迷惑。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国度。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并没有一个既定的方案。我们以为打跑了国民党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得到；我们以为杀死了地方和资产阶级就可以了，我们没有；我们以为破掉了封建社会的思想，打倒了知识分子，割掉了资本主义尾巴，实行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会迎来新社会，我们没有；我们以为发展了GDP就可以了，但是却发现我们贫富分化严重到世界前列。这次的周老虎事件，地方GDP冲动就是一个诱因。这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不断地拿一些方案在中国大陆来尝试，把整个社会搞得遍体鳞伤，支离破碎。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压根就不知道在不失去权力的前提下如何实现他们宣扬的世界。
　　
　　我常常想，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如何实现我们所需要的社会。在他们追求他们的世界过程中，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周老虎案件，我们还看到了黑砖窑案。我们失掉的不仅仅是诚信，还有司法的公正，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公义。为什么诚信、公正这些道德底限在政府那里就得不到认同呢？
　　
　　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一定需要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行为原则。这些原则使得即使未曾谋面的人，也知道对方的行为和意识，在不需要预先协调的前提下，都可以采取一致的行动，具有自我实现的动力。社会的认知随着不同而不同，在当今社会，一个公平、公正、自由、民主、尊重他人，是社会绝大多数民众愿意遵守的共同的行为规范，拥有自我实现的最大群体，也就是所说的普世价值。而要实现这一共同规范，还需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正规的制度和规则，这就是政府的责任。因此在构建诚信、公正、公平过程中，政府起着核心的作用。
　　
　　首先，政府运转是由民众税收维持，有责任承担起具有强烈外部效益的社会公义。与过往不同，现代政府的权力来自于公众，政府的运转来自于税收，政府的作用在于低成本地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为社会基本规范的维护和推广，并对违反这种规则的行为进行惩处。这就要求政府自身运转就要遵守相应的规则。不能够制定规则时，只约束别人，不约束自己，那么这样的规则必不能得到广泛的遵守，政府的诚信也会遭到重创，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剩下的，也就只有暴力来维持了。如华南虎事件，以暴力手段阻碍国民到当地去探访，黑砖窑案，也看到对调查者的层层阻挠。
　　
　　其次，政府人员是公众人物，对社会行为有示范作用。政府行为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人员，特别是官员的行为具有示范的特点，比起一般人来，他们的行为影响更大。因此对于政府人员，社会对他们的要求会更高，监督也更严格。但是现在，社会对官员的监督几乎不起作用，而且官员的行为不能议论评价，官员的负面消息不能传播，不仅如此，还用造假的手法不断树立典型。官员这个群体的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程度。看看这次周正龙事件中，各级政府官员的手法，实在是令人无语。手法应用得如此娴熟，那是长期应用的结果。
　　
　　其三，在公众与政府官员之间，公众更愿意遵守社会规范。在这个社会中，相对于政府人员，普通人更愿意大家遵守诚信公正合理规范，因为大多数人是普通人，他们明白，如果他们不遵守规范将受到严重的损失。在与权力阶层比起来，同样在不遵守中，他们比起权力阶层吃亏更大。因此普通人反而成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维护者。看看在打虎过程中，网民的热情，那是他们对诚信的渴望以及对政府遵守诚信规则的期待和违规的愤恨。然而，这个国度的领导阶层，惯于通过突破规则获利，想一想，从另一个角度看，革命不就是突破社会当时规则吗？问题在于，革命在突破现有规则同时，也破坏了人们固有的行为规范，使社会变得不可预知和动荡，人们更注重短期目标。如果新制度真的公正合理，那是一种社会改进，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革命，更多是对普通民众利益的损害。建国后对农民剪刀差剥削；对工人低工资与买断工龄、下岗政策是对工人承诺的违约；还有形形色色的诸如阳谋论的行为，无一不使得社会越来越缺乏诚信与公正。在社会诚信缺失以及公平正义越来越难以寻觅的今天，首要的责任就是政府以及统治阶层。
　　
　　如何让政府承担起建立现代规范的社会责任呢。
　　
　　建立起公开的监督体系。公开的监督就是民众对政府及统治阶层的监督，国家的权力来源于民众，民众就是这个社会的最终委托人，也就是所有者，民众监督是最有动力的一种监督方式。而却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民众的直接监督，政府建立了众多的监督机制，但是越演越烈的事件表明，这种监督是不成功的。其实这种监督体系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受最终委托人约束的监督人，都有可能存在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勾结而损害委托人利益，而不受最终委托人约束因为越多的监督机构，只能造成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更大程度的勾结。如黑砖窑案，肯定有相应的监督机构，但是这么长时间，监督机构又做了什么？
　　
　　建立起利益有差异的代理人之间的竞争。所谓的有差异的代理人之争，就是指委托人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代理人可以选择。这个社会民众就是最终委托人，而多党制就是多个有差异的代理人，他从民众手中接到代理权而行使管理国家权力。通过代理人之间的竞争提升委托人利益，降低委托人监督付出，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置中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在社会中，通过多党制以及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来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就是这个道理。说只有一个代理人的情况优于多个代理人情况，不但不符合基本常识，也不会获得理论上的支持，否则整个激励理论要改写了。
　　
　　建立起对违约官员和政府人员的严历惩罚机制。一切的机制要想有效运转并达到目的，必然需要对违约者进行惩罚。如果惩罚机制漏洞百出，或者有选择地惩罚少部分人，或者惩罚措施如搔痒轻微，不但会让众多的官员心存侥幸，而且也会使前面的机制形成虚设，只能使制度成为一块没有用的遮羞布。
　　
　　美好的社会是我们共同向往的，但是在建国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途中，我们距离那个目标还总是遥遥无期。初级阶段一百年，你们真的就承认社会的转型就是那么困难？抑或是为不断的结束一个“胜利”后再开启另一个“胜利”找了一个一百年都可用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