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骗了穷人骗富人
朱健国

对于茅于轼先生，本来我是比较尊敬的，曾以为他“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高论，有一种兼营富人与穷人的共生观，有利于我的“共生问题”研究。不料他近日在广州、深圳等地借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名，大肆鼓吹“涨价有益论”——既赞成“高校学费涨价论”，又高叫“我也主张电价要涨”，说什么上大学的多是富人子弟，用电多的大多是富人家庭，涨价后的收入有利于再分配给穷人。这叫我一惊：茅老此论，既没有“替富人说话”，更不“为穷人办事”，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在为官僚机构开脱通货膨胀的责任，麻痹百姓对涨价风高危险的警惕性，莫非是骗了穷人骗富人，心中只有自己和官僚集团？

真不明白，一个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专著的择优分配专家，怎么会具有“涨价有利于穷人”、“涨价是一种择优分配的好方法”的思维逻辑——茅于轼先生有什么证据证明，中国高校的涨价收入会一定以奖学金的方式贴补穷人而不流入其权势者手中？有什么依据说明中国电价上涨后一定会有利于穷人而不是先肥了有关政府部门？据现有统计资料，2007年猪肉疯涨、房地产暴涨等通货膨胀的好处，主要流向了只占总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官僚利益集团，富人非通货膨胀的最大受益者，穷人更不是。

茅于轼先生既然刚刚在昨天莅临深圳演讲，且以深圳的官方统计数据为例。深圳200万户籍中人口中，至少有一半穷人。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2月1日报道，其中有二万户“低保户”（经过政府层层筛选），结果却最终只有五千户能真正享受低保，还有一万五千户被以各种理由称为“准低保户”在苦苦等待低保费发放。而五千户能享受的低保费，在2007年涨幅（仅5%）之后每人每月也只有361元，严重低于深圳物价日新月异的飞涨水平，更远远低于深圳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

深圳如此让低保户过可怜巴巴的日子，是因为政府无钱？错！据深圳市财政局统计，因为高房价高地价高物价带来了高税收， 2007年深圳市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2770亿元，比上年增加1089亿元，增幅达64.8%。可是如此巨幅增长的收入用到哪里去了？资料证明，2007年深圳一般公共服务支出仅仅比上年增长11.1％，这说明，通货膨胀带来的高收入，低保户的穷人没有得到，平民没有得到，中产阶级也没有得到——钱都到了极少数权势集团手上——据报道，2007年，深圳上划中央各款项达2112亿元，比上年的1180.34亿元增长1031.66亿元,增幅高达87.4%，上划中央收入占深圳当年总收入2770亿元的比重的76.2%。
为何深圳政府没有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设想，让涨价增加的收入多多流向穷人？因为权力的来源不在于穷人和百姓，是上级和各种权势集团在决定深圳政府官员的利益和命运，“屁股决定脑袋”，存在决定意识，所以深圳政府官员要将近八成的钱都上交中央，一可作为政绩的铁证，二可表达忠心，三可与有关权势集团利益交换，换手搔痒。由此可以加大升官发财的概率。据悉，中央有些部门对多交钱者会给予奖励，这些奖励制度往往直接导致官员个人利益增加。

茅于轼先生可能还不知道，各地官场正在新流行一种“公款买官”时尚。在近年“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私人行贿买官”受到社会强烈批评监督的背景下，一些官员想到了曲径通幽——以向中央多交税费的“实效政绩”效忠法变相买官。这一新政绩表达方法竟常常受到“务实的新上级”的认可和鼓励。

仍以深圳为例。深圳过去四年的上交额，从未像2007年这样竭泽而渔地“全上交”：2003年上交672亿元，2004年上交861亿元（增长189亿元，涨幅28%），2005年上交948亿元（增长87亿元，涨幅10%），2006年上交1180.34亿元（增长232.34亿元,涨幅24.5%）。从这一历史来看，深圳每年上交中央财政的增长幅度最大也应该在40%以内，而2007年深圳上交中央的增幅达到87.4%（至少多交47%，即555亿元），是什么原因呢？官迷们一听就懂，因为2007年是深圳领导班子换届期，为了得到升迁，向中央多交财政收入是显示政绩的最好方式。果然，原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如愿以偿升任湖北省代省长，由副部级升为正部级。

但这种不顾民生艰难和给后任留下天大难题的“升官术”，让百姓深恶痛绝。人们得知深圳政府将近八成财政收入上交中央后，才恍然大悟，何以深圳政府今年取消“倒计时迎新年文艺晚会”，无钱沿街挂灯笼庆元旦，何以深圳公交车费不降反升，何以深圳地铁4号线只修到市政府就不修了，何以深圳高校教育停滞不前，中小学学位年年短缺，外来工只能让孩子回到老家当留守儿童，何以深圳天不蓝水不清，环境污染日重一日，何以深圳无力按需扩大警力致使治安久治难安，何以深圳在2007年暴涨房价，何以大批企业被逼离深圳，何以数以万计的商店被迫关门……种种深圳新弊端，都与深圳官员用巨资公款买官需要采取高税收、高地价等杀鸡取蛋的坑民政策有关。

面对如此追求“公款买官”新时尚的官僚集团和形形色色如狼似虎的权势集团，茅于轼先生设计的“涨价有利于穷人”经济学，能够实现么？先生的学问很好，可惜只适于书斋。
深圳的穷人如今是什么心态？说一个最新故事。2008年元旦11时许，深圳宝安区大浪街道的农湘酒楼突然响起悲壮激昂的国际歌，我以为其中在举行什么政治集会，上得二楼、三楼一看，里面张灯结彩布置着三个婚礼宴席，三对打工仔身穿新郎、新娘礼服，正在一百多个亲友的簇拥下，分别在三个婚宴厅举行结婚典礼。来宾们一边从熟悉的国际歌旋律想起悲壮凄婉的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一边又欢笑着祝福新婚。当旋律进行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一对新人相互挽脖喝起了交杯酒……

《国际歌》本是法国巴黎公社委员鲍狄埃在公社起义失败时，1871年5月30日写的一首号召无产者继续革命的歌词（《国际》）；1887年，鲍狄埃在贫困中与世长辞，第二年，法国工人作曲家彼尔•狄盖特以满腔的激情为《国际》谱写了曲子。从此，它便成了世界无产者表达反抗专制的歌，从法国越过千山万水，传遍全球，1923年瞿秋白将它从俄文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平民反抗压迫反抗专制的斗争号角，往往哪里有压迫，哪里有专制，哪里就响彻《国际歌》。而今中国已改革开放三十年，号称“和谐盛世”、“科学发展”的深圳，却在打工仔婚礼宴席上响彻悲愤的《国际歌》，如此“破坏和谐”，这说明什么？面对这样的背景，我们还能用谎言来愚民？

茅于轼先生乃名门之后，1993年退休后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先后担任亚洲开发银行、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顾问，现任国内外五种杂志的主编、顾问、编辑和编委，想来得到权势集团不少深切关怀，有心在这多事之秋帮助官府减轻通货膨胀的舆论压力，以“涨价有益论”宽松百姓怨气，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可歌可泣。但是，不能因为自己既有体制内稳定的高薪，又有体制外的广开财源，任何高房价疯肉价都无损于自己一根毫毛，就可以闭着眼睛说瞎话，指鹿为马，指石为金，如钱学森在“大跃进”时讨好“红太阳”，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哄对农民说“亩产十万斤也符合科学”，将一个学者的人格气节与信誉看得一分钱不值！

临末还有一点建议：《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一流媒体今后不仅仅要组织一流学者到各地讲学，也要组织其到一些贫民区体验生活，蹲点调查——当年刘少奇说毛泽东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过时了，听不到真话，看不到真相，在官场谎话风行时，必须采取蹲点调查的新方式，才可能见到一些真相，极有道理。而今茅于轼先生虽然常常四方作演讲，却好像极少到一些贫民区和农村住些日子，作些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对于深圳贫民，到底是愿意现在就少交电费学费，还是愿意先多交再等待政府不可靠的反哺，茅于轼先生肯定只有想当然。建议茅于轼先生今后厚积薄发，多调查，少想当然。

古训“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茅于轼先生还记否？

爱之深，责之严——我仍将茅于轼先生当作在关心“共生主义”的师长，所以在此童言无忌了。不敬之处，多请海涵。

2008年 1月 7 日于深圳 早叫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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