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年轻化被指弊大于利非长久之策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1月17日11:00 南方周末

　　很多人称赞吴仪的工作能力和政治品质，但69岁的吴仪已公开表示“两会”后将退休。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文平

　　编者按：

　　刘日，河北行政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1985年至1993年出任中共无极县委书记，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的长篇报告文学 《无极之路》使刘日家喻户晓。随后，刘日便消失在大众视野之外。

　　在地方大换届之际，刘日就官员“年轻化”问题，阐述了不同观点。我们认为，这种声音值得重视，通盘考虑官员任命中的各种问题，有利于健康的官员选拔制度的建立。

　　当然，我们也必须肯定，官员年轻化政策有正面激励作用，给官员群体带来了活力与创造力，不能否认其历史功绩。

　　年龄不该成为硬“杠杠”

　　南方周末：您对干部制度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你曾说过选任干部应“不拘年龄”，为什么？

　　刘日：选任干部，首先要看这个人是不是德才兼备，而不是年龄大小。年龄不应是选拔任用官员的主要标准。而一些地方，“年龄是个宝，德才作参考”。我认为，年轻的人才苗子，要早发现、早培养，让他们到基层和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表现不俗、政绩优秀的，要大胆提拔使用，但是一个被视为人才的干部，即使不再年轻，如果他步入了“成熟期”，也应该提拔使用，而且要重用，甚至于破格重用，使其最大限度地释放才能。

　　南方周末：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任用官员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年轻，而在于成熟与否？

　　刘日：是的。从人的成长规律看，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思维敏捷，为成功奠定了一定基础。随着年龄增长，人的阅历、经验和智力同样为成功提供了条件。医学研究证明，人的心智在50岁时还正年轻，仍在成长，脑力活动直到60岁才达到巅峰。

　　其实，年龄小只是年轻的一个方面。一个人的年轻，不仅仅指年龄上的年轻，还包括生理、心理、思想、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年轻。况且人的身体有强弱、寿命有长短。所以，把“年龄杠杠”视为用人的刚性条件，有不妥之处。何况，人的成长过程不同，有人早慧，有人晚熟。

　　南方周末：你能否为你刚刚表述的观点，提供几个例证？

　　刘日：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中国历史上，既有12岁为相的甘罗，也有78岁为相的姜子牙；美国历史上，有人早慧，19岁就当上了市长，有人晚熟，70岁才当选总统，比如那个演员出身的里根；正在中国访问的印度总理辛格已76岁了，刚刚会晤过美国总统的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都85岁了，如果他能顺利干到任期结束，离任的时候应该是91岁。

　　当代中国，提出“年轻化”的邓小平同志，也是一个好例子，1977年邓小平同志复出，这一年，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一年，他已72岁。

　　“年轻化”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

　　南方周末：邓小平当年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倡导“年轻化”？

　　刘日：1964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年轻化”，他是针对作战部队指挥员年龄偏大的问题提出的。无论对解决军队干部老化问题，还是解决我国解放以来因干部终身制而带来的地方干部老化问题，“年轻化”的提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方周末：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年轻化”？

　　刘日：任何政策都有时间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应该与时俱进地理解“年轻化”。而不能把这一权宜之计当作包医百病的长久之计，这是当前用人问题上的一个误区。“年龄杠杠”像把刀，正直、务实、为民、清廉、才干，这些能够真正体现领导者素质的硬条件，有可能都被砍掉了。其实，“年龄杠杠”不仅在理论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是有害无益的。

　　硬卡“年轻化”弊大于利

　　南方周末：虽然你认为“年轻化”是一大观念误区，但在实践中，“年轻化”已成为一种追求，人们据此还编出“五九四九三十九，壮志未酬等退休”的顺口溜。你对此如何置评？

　　刘日：这个顺口溜，表明以年龄论英雄已成为一种风气。近些年来，推进“年轻化”的方法也逐渐简单化，简单成了“年龄杠杠”。例如：把提拔县处级领导干部的年龄“杠”在45岁甚至40岁以下；把提拔地厅级领导干部的年龄“杠”定在50岁甚至45岁以下；有些地方四十七八岁的乡镇长，虽然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经验丰富，也不得不退居二线。其实45周岁，刚够国家主席的法定任职年龄。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很多官员的积极性，弊大于利。

　　南方周末：“年龄杠杠”除了挫伤干部积极性这个弊端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弊端，比如说，福建政和县曾凸现出一个“三十九现象”，为了能在40岁之前当上副县级干部，不惜铤而走险行贿买官。

　　刘日：“年轻化”的确助长了一些干部的短期行为。“年轻化”给不少官员带来了心理压力。有的人为了在规定的“年龄杠杠”前得到提升，不惜弄虚作假，搞浮夸，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甚至跑官买官，造谣诬告，雇凶杀人。最近几年，“贪官年轻化”成了一个现象，古人说，“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就是对这个现象的诠释。“年轻化”还有一个弊端，那就是人才的极大浪费。“年轻化”的苛刻条件导致了大量处于“成熟期”的人才被闲置和浪费。人才是第一资源，人才的浪费是资源的最大浪费。

　　南方周末：你是学法律的。请问，“年轻化”是否合乎我们的法律精神？

　　刘日：我认为，“年轻化”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从法律上说，“年轻化”不仅剥夺了一大批干部在相关岗位上的劳动权，而且剥夺了一大批人才在更高层次上的被选举权。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德才是个宝，年龄作参考”

　　南方周末：既然“年轻化”弊大于利，那你认为，应以什么样的标准取代之？

　　刘日：我认为，年轻化不能作为干部任用的主要标准。我们选任干部的主要标准，应该是“德才兼备”。“年龄杠杠”本来是一个“附加条件”，它不能代替“德才兼备”这一主要标准。

　　德才兼备，是我们党选拔任用干部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干部路线的集中体现和核心内容。党章第33条规定：“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公务员法第7条规定：“公务员的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注重工作实绩。”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应该全面贯彻德才兼备原则。去年4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宁夏就曾说过：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的地方工作的官员要格外关注；对那些不图虚名、踏实干事的官员要多加留意；对那些埋头苦干、注重为长远发展打基础的官员不能亏待。

　　南方周末：任何一个“德才兼备”的官员，在现有制度下都有一个退休的问题。如果说“德才是个宝，年龄作参考”，那你认为，干部的退休年龄应该如何规定？

　　刘日：我建议将干部退休年龄，由国务院规定的60岁推迟到65岁至67岁。这一规定是1978年制定的，距今已经30年。30年来，我国人均寿命已延长为72岁。如果我们再考虑正在发生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退休年龄更应该放宽。其实，担任省部级及以上领导职务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特殊人才，年龄还可以适当放宽一些。这样既可以减少退休人员总数和养老金总额，又可提高实际劳动力供给量，增加社会财富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