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要良好的公共秩序
作者：薛涌 2008-04-07 13:11:05 发表于：博客中国

改革开放三十年，硕果赫赫，这里无需多论。需要讨论的是改革如何深化。这就涉及到如何弥补过去三十年的漏洞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是要确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目标。这一使命，基本已经完成。下一步则进入了改革的高级阶段，使命要复杂得多。在理论上需要认识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目标已经确定的前提下，我们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怎么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看看当今的世界，同是市场经济，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新加坡模式，即使在欧盟之内，也有多种模式。另外，达到市场经济的渠到更是多种多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你就数吧，每个国家和地区通向市场经济的路径都不一样。中国未来通向市场经济的道路，肯定也是独特的。

应该说，中国市场经济的模式及其生成途径，也许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超出了任何人的知识和智慧所能驾驭的范畴，远非少数精英所能设计，只能通过大众的共同参与、博弈而逐渐演化生成。如果我们从世界市场经济的历史中能够学到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恐怕就是自然演化的秩序优于社会工程式的乌托邦设计。

西方市场经济的成功，一大原因要归结为其公共秩序的成功。这种公共秩序，是建立在基层社会广泛参与的基础之上的。有了广泛的参与，老百姓就会对制度有忠诚，因为他们觉得现有的秩序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制造的。人们对自己定下的规矩，总是比较尊重，哪怕这种规矩有时会产生一些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这样的社会，也就不太容易动荡。相反，如果没有广泛的参与性、大家按照上面定下来的规矩行事，那么一有不顺心，公众就会把怨恨倾泄到在不是自己制定的秩序上，反体制的力量就会爆发。结果，这种秩序即使在纸面上应该很有效率，最后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动荡。最近几年，中国的舆论和媒体有一股中产阶级热。论者在那里夸夸其谈，说什么中产阶级是一股稳定的力量。这种见解也许不错，却很肤浅。我曾经撰文以美国社会为例证分析指出：中产阶级作为经济概念大而无当，实际上是个有效的政治概念。中产阶级是指那些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参与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老百姓，是夹在施瓦辛格、布隆伯格这等可以以自己的资产竞选的大款和有选举权也不去投票的赤贫阶层之间的普通选民。他们能够使社会稳定，并不是说他们挣够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他们使制度或者秩序的生成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性，扩大的社会对这种制度或秩序的忠诚。如果我们有同样的“中产阶层”，挣了人家那样的钱，却无法象人家那样参与，社会也未必会有稳定。比如重庆钉子户，虽然比一般百姓有钱，但一旦无法参与涉及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反而更敢挑战现有秩序。

所以，中国的改革下一步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有广泛参与性的秩序，把更多的民众拉到体制内来。而这一点，许多改革的权威理论家们目前也不清楚。比如，有的理论家曾留下句名言：“正确的观点不需要投票。”这话在学术上当然是正确的。一加一就是等于二。如果大家投票说一加一等于三，也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三就正确。可惜，这位理论家以及他的同僚们讨论的，并不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他们几乎没有一个研究纯粹的经济理论。相反，他们在纯粹的经济理论上，几乎无法在学术界登大雅之堂。他们讨论的，几乎全是公众政策。而在公共政策领域，任何政策都要经过投票产生。比如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鼓吹教育券几十年，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选票，就是无法把自己的主张变成公共政策。

放眼未来思考改革，中国的理论家们要摆脱设计心态，多一些秩序心态。所谓秩序心态，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市场经济的博弈、参与公共秩序的制定，最终使公众形成对制度自发的忠诚。这才是使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基础。实际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已经渐渐生成了一些良性的秩序因素，比如网络民意日见高扬、社区自治已在萌芽、甚至还出现拆迁要原住民投票的现象。这些潮流都指向了未来中国的秩序生成之路。可惜的是，改革头三十年的许多精英理论家，都处于这种新潮流之外，甚至对这种潮流采取敌视的态度。这些人如果不能认清历史的潮流，就可能象三十年前的“老左”一样为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