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燕：农民工代表的艰难履职




今年1月21日，胡小燕当选为全国第一位“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两会之后，有媒体公布了她的手机和QQ号码，随后公众对其质疑不断升级。
在今年三四月的大量报道和评论中，任职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副主任的胡小燕被描述成一个善于“作秀”的人物：获得人大代表身份后，就离开厂房，搬进条件优越的私人办公室，工资得到大幅提升，并以从政作为未来目标……而在物质利益得到满足的同时，她的手机却在公布当天马上就打不通了，彩铃换成了公司的宣传广告，也没有人能成功通过QQ跟她对话……
意外的是，记者一次就拨通了传说中“屡打不通”的手机，胡小燕态度不算热情，却也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你的手机是怎么回事？三四月份大家都说你不接电话，这次我约你采访，也打了很多次电话你才接。”同行的记者开门见山地问。“我每天都要开会，要在车间工作，繁忙时是没办法接听电话的。你说三四月份，那时我的手机24小时都在响，每天有上千个未接来电，怎么接？ ”
“你公布手机号码时，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手机和QQ号码不是我主动公布的。 ”她语调急促地打断了记者的问题。
3月19日，新明珠集团在三水厂区为北京归来的胡小燕召开了一个欢迎会。会上聚集了不少记者，当时，公司领导提及“有需要的话会考虑为胡小燕安排一个办公室处理人大工作”，马上引起了在场部分媒体的联想——搬进私人办公室的胡小燕还会与农民工们站在同一阵线吗？有记者问：“身为农民工人大代表，以后你用什么渠道跟农民工沟通？ ”胡小燕答：“除了调研活动外，我的手机和QQ都可以成为沟通工具。 ”
当天凌晨3点，胡小燕被手机铃声吵醒，之后便是无数来电。在胡小燕的手机和QQ号码被公布的同时，报刊、网站上出现了关于她的大量负面报道：月工资3000多的车间主任算不算农民工？坐进了“私人办公室”的代表，如何能体会到农民工群体的艰辛和困惑？ 1.2亿农民工，最终会否沦为别人在政治道路上“往上爬”的垫脚石？
“那些报道都是失实的。私人办公室只是领导的一个设想，后来并没有设立。我一直在这个17人共用的办公室工作。当了人大代表后，我的工资也没有上涨。两年前我当总检时工资已经有2000多了，当主任后涨到3000多，现在依然是3000多。至于‘想从政’之类的话，我根本没有说过。 ”
然而农民工们听不到这些辩解。屡屡打不通胡小燕的电话，在他们眼里更成为种种猜想的佐证。
以来电和信息的内容划分，农民工对胡小燕通常有两种态度：部分人极端不信任她，恣意辱骂；另一部分人则把她当成了救世主，祈望所有问题都能从她这里得到解决。
“农民工的来电来信主要是反映什么？ ”
“什么都有。最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工厂欠薪，二是单位拒绝签订劳动合同。 ”
“人大职能是‘反映’和‘监督’，而非直接参与行政，人大代表只有职权，没有实权。我不能直接干预他们和工厂的纠纷，只能指引他们找相应的机构和部门解决，或者帮他们把问题反馈到职能部门。 ”
但很多农民工却并不理解。问题顺利解决则已，万一得不到满意的结果，他们就认为胡小燕没有履行“职责”，再打电话过来，往往张口就骂。
当上人大代表后，胡小燕每个月都要不定期到广州开会、学习；省人大或工会组织的调研活动她都尽量参与；函授大学的课程不容轻忽；媒体的采访也占用了不少时间……与此相对应的是，每个月她只有两个休息日。 “毕竟我不是全职的人大代表，还要面临养家糊口的压力。 ”
听着胡小燕的感叹，记者想起近期大家都在热论的人大代表职业化问题：“全职人大代表，未来并非不可能实现。也许那才是解决你目前困境的最佳方式。 ”
胡小燕想了一下，眨眨眼睛反问：“你真的这么认为吗？别忘了，我碰到的不仅是时间与金钱的问题。农民工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会不会脱离他们这个群体。人大代表职业化，难免减少跟基层接触的机会，农民工会怎么想？那时农民工人大代表也许就会失去了它的意义。 ”
胡小燕说，她还没能找到“如何能够把人大代表做得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过她很释然：“有些矛盾现在没有办法解决，我就不多想，先把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到最好吧。 ”
（摘自《南风窗》第18期 作者 甄静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