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想的贼与中产的姿态



朝北 电影新视界

　除掉葛优的调侃以及冯氏的幽默，《天下无贼》的故事实在是乏善可盛。贼与宗教的关系，早已被港片爆炒生煎过，《无间道》里的曾志伟在烧香时，就向陈道明表达过自己信佛的精神追求。而金盆洗手后又难脱其身的江湖故事，《英雄本色》中的“我不做老大已很久了”的名言，则早已广泛传诵于民间。至于故事的结尾，以悲剧收场，但总体而言仍是正义战胜邪恶，让人感觉保守且平庸。

　　拥有俗气故事的《天下无贼》，以调侃的台词，以及滑稽搞笑的片段，却也仍能得到人民的满意。细究下去，冯氏贺岁片实际上在后小品时代填补着群众精神生活的空白。找乐仍是群众精神生活的主题，在小品、相声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冯氏贺岁片以其轻松搞笑赢得了电影院里的喝彩。然而在影片的调侃中会心一笑时，他对小偷优质生活以及职业技能的假想，由贼本善良推导出天下无贼的大同社会景象的逻辑，则暴露出冯氏作为成长着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以及被美好景象所蒙蔽后的逻辑推理。

　　在中产阶级的图景里，没有贫穷，有的是优雅而不失趣味的生活，高尔夫、宝马、欧洲等勾勒着他们的生活框架。《天下无贼》中的贼，开着宝马，在火车上睡着豪华包间，有着自己的团队，并且阐释着人才战略以及团结的重要性，当劫匪抡着斧子抢劫时，他们认为没有文化与技术含量并对之嗤之一鼻。而就这些贼，却为了积德，不仅不对傻根的钱出手，同时也竭尽一切可能地保护傻根的钱，不惜丢掉生命。而另一伙贼，特别是葛优饰演的胡黎，在拉刘德华入伙的人才战略上能从长远计，宁可不要小钱，宁可不杀刘德华，也要恩威并重地壮大队伍。就是这个世事练达的胡黎，最后却又为了小钱与刘德华正面冲突，视财如命，杀人争财，从而错失逃跑的时机。

　　刘德华与刘若英在积德的动力下，行为方式迅速逆转，特别是刘德华，贼性深重的他却能瞬间被改造，并且在与胡黎争夺钱包落败后，仍旧能夺得钱包并在咽气之钱将钱包吊回傻根的床铺上。胡黎的行为转变比刘德华更是奇特怪异，从冷静的贼团队领导到为当初的小钱拼上命的小偷转化，显得突兀生硬。而他们的行为以及处事方式的转化，一是因为宗教，二是因为邪不胜正的政治方向以及市场诉求。作为商业电影的《天下无贼》注定了在宗教命题上的浅尝则止，刘若英的转变除了跪拜神像时的虔诚外，再没有多少细节体现人物的觉悟与思考。如果再联系刘若英在影片开始，煽付彪一耳光时的干脆与利索，转变之快更是让人难以琢磨。胡黎的最终命运设计，电影企图回避大团圆的结局，让刘德华在与胡黎的斗争中壮烈地死去，让胡黎摸下警察的脸，制造最后的幽默后伏法就擒。在这样的情节设计下，胡黎前后的个性转变急剧却成了电影的显著硬伤。

　　在贼来贼往的故事中，刘若英直接说出“天下无贼”以点题。而所谓的天下无贼，大抵是基于两刘的回归善良以及胡黎就擒得出的结论。但是结论的得出与整个影片对贼的专业技能的细致描绘相比，结论则是轻弹一指即灰飞烟灭。专业技能如此精湛，团队组织如此紧密，没有经过散兵游勇时期的磨练与提升，何来贼中如此精英？天下无贼实质是天下有贼，而无贼的结论，只能是中产阶级基于周遭美好生活图景的主观臆断，或者是企图捏造出天下大同的假象，从而避开观众对社会现实思考所带来的沉重，而沉重则会抵消电影的娱乐成分，最终降低票房收益。

　　如果娱乐是以中产的逻辑为起点，以回避思考，并以娱众作为结局的话，那样的娱乐是有毒的。如果以拍商业片为由，把逗乐群众作为回避社会承担的理由，那样起码应该是不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