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还是公民教育

《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与其子的对话集。 《南方周末》6月25日刊登了对龙应台的独家专访。现摘编如下。
记者：一般的母子在家里处理的基本都是私人话题，你是有意识的引导孩子往公共生活方向思考呢，还是孩子天然的有这种想法？
龙应台：天然和引导是一起的。菲利普（次子）14岁读香港的国际学校，有天从学校回来气冲冲地说他的iPod被老师没收了。别的家长会怎么反应我不知道，但我接下来就说，你生什么气，你先把校规找出来，看看校规的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老师有没有权利没收你的东西，先了解你的权利义务再生气不迟啊。他就把校规找出来，我们开始讨论如果他要采取“抗议”行动的话，他要思虑些什么。在这样的过程里，社会规范、个人的权利义务、处理及面对人际矛盾的方法，方方面面都碰触到了。
记者：孩子有这种意识是跟个人的家庭教育有关系呢，还是跟公共教育也有关系？
龙应台：家庭是一个面，可能公共教育更重要。安德烈（长子）10岁那年，有天他特别高兴，说他们全班同学不用去上学，而是要去看戏，看 《爱丽斯漫游仙境》。他看完回来说，同学们讨论过了，这个戏不好看，因为《爱丽斯漫游仙境》竟然把角色全换成同性恋。我说，难道你们是因为他演同性恋而不高兴吗？他说不是，他们只是觉得表现得不好。我说，你们觉得演员表现得不好，那要不要表达意见？结果他们真的跟老师讨论他们对这个戏的看法，老师就鼓励这些孩子们给那个导演写封信，表达他们的评论。导演立即给他们写了回信，并且邀请全班同学在某天下午到剧院见面。
这班10岁的孩子再次来到剧院，在剧院的一个房间里坐下来的时候，导演、编剧、演员全在现场，跟这15个10岁的孩子仔细地讨论这个剧。
记者：这种情形是例外的，还是常规的、日常的？
龙应台：至少我所亲身观察到的这两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这种开放的、思辨的气氛是日常的，而且他们小学的时候在课堂里就常常要做口头报告和演讲。他们是一直演讲过来的，演讲不是去背东西，而是老师给一个题目，然后他们自己去搜集资料，研究，自己写出一个报告当众演讲，这个训练在他们的学校里一直都有。我记得菲利普12岁那年讲过老子。
我曾经仔细问过安德烈：德国的教育系统里，公民教育是怎么做的。我发现，他们的公民教育不仅只是在公民课里，而是把公民教育渗透进入所有学科里。
比如说英文一个课文故事，讲伦敦某个街上的一位史密斯老太太有一天突然在厨房里晕倒了，她隔壁的邻居怎么打电话给消防局，然后消防局怎么来救她，她的街坊邻居为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给她送汤送药什么的。三年级的孩子在学英语，但他在学英语的同时，学的是社区里的守望相助。
另外一个例子：我记得安德烈17岁高二时，说他们在德文课上读布莱希特的一个剧本《伽利略》。我很好奇，你们老师怎么教这个剧本呢？而且讨论的重点放在哪里？我们平常所学的是伽利略如何如何坚持他的理论，可是布莱希特写这个剧本可不是这样呈现的。
安德烈说，布莱希特有一个独特的呈现，他写的伽利略面临两个选择，就是当教会不容许他的这种理论的时候，伽利略的两个选择是：第一，我跟你硬碰硬，为了我的伟大的原则我被教会迫害而死；另外一个选择，是我对你屈服来保存我自己，可是保存了我自己之后我还有更多的发现、更大的贡献、更大的颠覆要做。剧本的结局是伽利略选择了后者，而选择后者的时候会被当时的很多人认为你“变节”，你屈服了，但是他是为了一个更大更重要的东西。
我问他，在你们同学课堂的讨论里，最核心的是什么？他说，课堂讨论到最后的核心就是个人跟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面对教廷或国家这种巨大的机器，个人什么时候要抗争、要牺牲，什么时候是可以妥协、可以退让的。布莱希特写伽利略是在影射纳粹法西斯，他自己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47年在美国还被做过 “忠诚调查”，所以对个人与国家机器之间的紧张关系，他非常关注。
我听来惊心动魄，这群17岁孩子是这样在上语文课吗？个人面对国家机器如何自处，不正是公民教育最核心的题目吗？ （黄艾华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