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军民 如何反抗日军大屠杀

近些年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马振犊到一些高校给学生做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报告时，被提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中国人民为什么不反抗？
但事实是，1937年南京沦陷前后，滞留在城内的中国军民也进行了人数不等、程度不同、形式各异的抗争。以往，我们国内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大多数侧重于揭露日军的暴行及其残忍的手段，侧重于对死难者悲惨遭遇材料的搜集和挖掘，这样便给后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当年60万滞留南京城内的中国军民只是逆来顺受，引颈就落，任人宰割。那么，为什么会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怕授人以柄，影响对侵华日军暴行的揭露，甚至担心会给日本右翼分子提供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推卸历史罪责的证据。其实，这种担心实际上是多余的。
在这些反抗活动中，首先是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会有濒临死亡的觉醒，如在乌龙山边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军民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但是最后他们仍惨遭日军杀害。
在南京，中国军队在城南也有过激烈的战斗。
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下令撤出了鏖战三个月的淞沪战场，紧接着就做出了“短期固守”首都南京的决策。不久，走马上任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为南京保卫战制定了作战计划。当时守卫南京调集的部队，有13个师又15个团，约15万人，除分配给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两个层次备战外，其余为城防。从作战计划来看，南京保卫战更注重外围的阵地战和城墙的保卫，对城内的守卫作战没有更加细致地考虑与准备。自12月5日起，南京守军即在外围阵地对抗猛烈进攻的日军。 10日，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同时受到攻击，守城将士均奋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许多官兵坚守阵地，直至战斗到最后一息。 13日城破之时还有几个团顽强地抵抗日军。南京沦陷之初，城内的少数中国军队开展了一些巷战，但这些努力已经不能对日军起到阻滞的作用。日军一路烧杀抢掠，长驱而入。
南京城陷后，侵华日军从进入城市的第一刻起，就开始了长达六周甚至更长时间的大规模屠杀、抢掠、纵火及对妇女的大规模奸淫，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滞留城内放下武器的9万多中国军人及几十万市民，基本上都采取了“走”与“躲”的策略，士兵们丢掉武器换上便装，进入难民区躲藏或混入难民流中，准备向北向西出城；而普通市民则躲在家中关紧大门，几乎没有人想到要主动地去抵抗日军的侵入。
在日军最先占领的城南地区受害最重，民居基本被烧光，大火数日不息。日军施暴之时，有一些市民面对家人被杀被奸的惨景，奋起反抗，与日军搏斗，但基本上都是惨遭暴行及杀害。仅有个别人能侥幸死里逃生，如李秀英。然而，这也只是个别的现象，往往也只是针对单个日兵，没有有组织性的活动，一旦事成后就立即各自逃散。
基本上来看，当时作为弱势群体的南京市民，没有对入侵者的暴行进行普遍有规模的主动反抗，也没有成立任何自我保护或救助的相关机构。这与中外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战争暴行中被害方民众的表现相类似，造成民众陷入毫无组织的混乱状态之中的原因何在？
首先是国民政府当局战前因淞沪战败所陷入的混乱状态，最高指挥层对于南京保卫战战略目标定位模糊，直接导致了南京军民对于战争认识的模糊，这是南京军民在城陷之后陷入毫无组织混乱状态的根本原因。我军从淞沪战场撤退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从蒋介石开始，陷入了“南京城要不要守”的战略争论之中。出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未能公开表明自己的作战意图，而且不能正视现实，听取正确的建议做好应变善后工作，只是在宏观原则上做出了“要守”、“准撤”的命令，对于一些细节问题都没有考虑。在蒋介石个人坚持要守城的主张之下，时任训练总监闲职的唐生智自告奋勇出任南京卫戍司令，他的初衷也不完全是为了南京着想，更重要的是为了借机要回军权重掌部队。因此，他对守城之战缺乏细致周密的计划。
唐生智在撤退中犯下了极大的错误，没能把8万多中国军队有组织地撤退出去。在南京保卫战之前，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基本没有考虑。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自断后路，派出督战队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十分愚蠢地烧毁了渡江船只。
市政当局组织部署指导有很大缺陷。沦陷前夕，南京市府各机关和民间社会团体基本都处于不作为的状态，对普通民众有组织、有计划的转移和沦陷后的市民安排更无所准备。对于一些外国人士建立安全区的建议，当时的南京市长马超俊曾给予了积极回应，提供450名警察，三万担大米，一万袋面粉，若干食盐和一些现金，之后再没有其他措施。最重要的是，政府把城市全部交给军事当局，到沦陷前夕更将南京数十万民众的生命交给十余个外国人，这完全是有关当局不负责任的表现，就等于抛弃了这些民众。
另外，政府对南京防守能力强大的宣传让市民麻痹大意，对可能到来的暴行认识不足，反应迟钝。部分市民还轻信了日本人的伪善宣传。在城陷之前，日本飞机曾散发传单，宣传日军的“亲善”政策。一些市民天真地认为日军会遵照国际公约而不会伤害他们，因此许多难民包括部分军人都采取了与日军“配合”的态度，希望避免抗争带来对自己的损害。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
（摘自6月29日《北京日报》作者李庆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