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

唐德刚先生的家在新泽西。 85岁的他用浓重的安徽话夹杂着英语，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仍丝毫不见倦意。
李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作了口述史，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工作的？
唐德刚：这个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by accident（偶然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国民党一垮，我们没人管了，找毛主席也找不到。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的。
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逢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我会开汽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 ”他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李菁：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认识。
国民党高官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 ”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
李菁：如果给宋子文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顾维钧也没给钱。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李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 ”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所以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你的事情装在头脑里，你的头脑有多大？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
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fact is fact,review is review——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摘自《往事不寂寞》作者李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