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想法使我在一九一九——一九二0年冬天作出以下的结论，现在可以重述如下。

（一）差不多任何理论我们都很容易为它找到确证或证实——如果我们寻找确证的话。

（二）只有确证是担风险的预言所得的结果，就是说，只有我们未经这个理论的启示而可望看见一个和这个理论不相容的事件——一个可以反驳这个理论的事件，那么，确证才算得上确证。

（三）任何“好”的科学理论都是一种禁令：它不容许某种事情发生。一种理论不容许的事情越多，就越好。

（四）一种不能用任何想象得到的事件反驳掉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不可反驳性不是（加人们时常设想的）一个理论的长处，而是它的短处。

（五）任何对一种理论的真正检验，都是企图否证它或驳倒它。可检验性就是可证伪性：但是可证伪性有程度上的不同：有些理论比别的理论容易检验，容易反驳；它们就象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似的。

（六）进行确证的证明，除非是真正检验一项理论的结果，是不算数的；而这就是说，它可以看作是一项认真的但是不成功的证伪理论的尝试。（我现在把这些事例称为“确证证明”。）

（七）有些真正可检验的理论，发现是伪的，仍旧被赞美者抱着不放——例如专为它引进某种特设性假说，或者特地为这个目的重新解释这个理论，使它逃避反驳。这种手法总是办得到的，但是这样营救理论免于被驳倒，却付出了破坏至少降低理论的科学地位的代价。（我后来把这种营救行动形容为一种“约定论者的曲解”或者“约定论者的策略”。）

所有这些可总括起来说，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