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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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5月4日火烧赵家楼事件发生，万人诺诺，一士谔谔。只有梁漱溟一人持不同看法：必须对北大学生中的纵火犯提起公诉，然后在法庭上特赦；无公诉，不足以维持法治尊严，无特赦，不能体恤学生的爱国热情。今天看来这是二十世纪开始时最为难得的理性，但在当时已经为民族主义情绪裹挟的知识界，没有一点回应。之后如蒋百里所说，中国如一个酒精中毒的病人，抢步前行，跌跌撞撞，在内忧外患的挤压下，几乎失去了理性。没有理性，就只剩下一时痛快的酒性。酒性意味着，制度化低，可预期也低，什么都不会发生，什么也都会发生。
　　（摘自《中外文摘》第9期作者朱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