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336年）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第64页
　　这则对话亦见《孟子》。
　　孟轲先生对国君讲仁义，讲道德，大概是讲立国之本，执政之基之类的东西的，不是一般地看望朋友，带点什么礼物或好处，魏惠王喜欢珠宝，孟子没有带，只带了仁义道德，所以有点对牛弹琴，对牛弹琴的事经常有人做，牛不解琴无可厚非，对牛弹琴者则更不解琴，更傻逼。司马光脑筋僵化，也觉得孟轲一上来就给魏惠王搞三讲，有点孟浪。司马光说：“仁义是讲给懂得仁义的人听的，不是讲给没有仁义的人听的。”政治课的对象错了，白讲，用今天的话说，是资源浪费。
　　孟轲讲仁义、讲道德、讲崇尚利益的危害（也是三讲），魏惠王没办法，只能说：“善。”当时的效果并不怎么好。但这件事以后，中国的读书人开始了“义利” 之辩。按说，义与利的辩证关系很简单，早在《易经》上，就有“义者，利之和也”的光辉论断，义是更广泛、更多数的利益之总和。问题又出来了，义是“大利”、“众利”或者干脆是“国家利益”，而一向所谓的“利”则是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的个人利益，两者一但相遇，孰先孰后，自然是公字当头，义字为先喽。
　　理论上的争辩是一回事，处理实际问题又是一回事，老百姓在生活中遇到了太多的“大义”，一点点私利自然没地方搁。中国几千年来“义利”之辩的结果是，少数人“以国家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人民的名义”做了无数的坏事。
　　尊重个人的权利、尊重个体的存在，讲利讲透了，利与利之间的关系公正地处理好了，才有所谓“利之和”——义的存在。如果有人老对你讲牺牲小我，成全大伙，你要留神，肯定又拿你开涮了。小时候，我在课文里学到：有一个金训华哥哥，为了抢救国家的一根木头，跳在山洪里英勇地牺牲了。幸好我在“学英雄、见行动”的过程中没有遇到山洪把国家的另一根木头冲走，否则我没准也会跳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