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
不文过，不隐恶
　　
　　翻读刚出版的《刘大年来往书信选》，其中有一封信引起我的回忆。
　　1995年7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史学会联合举行座谈会，庆祝历史学家刘大年同志80华诞。
　　会议首先给每个参加者发了一份《刘大年同志著作目录》。接着就开会。突然台下一位学者从座位上站起来说：“《刘大年著作目录》里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另一篇题为《吴晗的反革命面目》。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作者还坚持这样的观点！我抗议。”
　　就在与会者愕然之际，大年同志站起来了，他说：“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它们确实是我写的，是我个人历史的一部分，作为我的《著作目录》，自然不能不收。收，是反映历史，并不代表我现在仍持那样的观点。”经过大年同志的解释，群情释然，于是座谈会顺利进行。
　　大年同志之所以写出这两篇文章，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大环境。大年同志发表批判荣孟源文章的当天，正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批判史学界“右派”雷海宗、向达、荣孟源、陈孟家的第一天，显然，大年同志此文属于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同样，批判吴晗的文章也是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
　　这样两篇应时的“遵命文学”，事过境迁，大环境改变了，被批判者昭雪了、平反了。照道理说，大年同志在编辑自己的《著作目录》时不收也可以，至少，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大年同志还是收了，特别是在有人“抗议”之后，还是收了。
　　近、现代中国复杂多变，时阴时晴，时风时雨。在这样一个特殊场景里，人一辈子做的许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坏事。大年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坚持将自己写过的两篇“恶文”编入自己的《著作目录》，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精神。（摘自5月21日《学习时报》作者杨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