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狂”与“道德呓语症”——我看王育琨
作者：纪宁 2004-1-18 0:09:25
出处：博客中国(Blogchina.com)

简单化的、带着迷人光环的道德神话、用一种泛艺术或泛美学化的态度展开对商业人物的表层观察，以及对中国商业伦理空洞的、乌托邦式的遐想。我不禁问，这种批判和设想背后的知识和逻辑是什么？

在理想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堡垒中进行“道德呓语”和“假设论证”，会发现自己观察越多，却了解越少；言说越多，却越是丧失了与社会现实重大问题的对话能力。

我们多元化的社会从来不介意多一个论者和语者。只是可惜，真正重要的问题却不在这些话语之中，而恰恰落在它之外。

——题记



读罢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育琨先生近期在博客中国上发表的“走出沼泽——“你觉得自己是阳光企业家吗？”、“中国现代商业史上永远的痛——索尼与联想的人性观察”等文，不禁拍岸称奇，感觉好久没有看过这样“痛快淋漓”的文字了，然而在痛快之余，我又不禁感觉到惶然，这种文字除了语义上的快感和字面上的锋利之外，究竟有多少是依据事实本身的客观分析？究竟有多少是根据科学方法的理性判断？究竟有多少是为了追求真理的冷静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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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制度——商业生态环境建设的希望在企业吗？

且不言王育琨比喻中国现在商业的生态“竟然是一片沼泽地！”是否以偏概全。令我惊奇的是，作者认为中国的理想企业应该“不是安心经营就行了，还必须有点社会责任感，还必须致力于商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因为政府官员还没有学会怎样适应新的经济生活，还需要他这个经过检验合格的商人对政府行为进行矫正”（出自《走出沼泽》一文）。

如果是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这种理想主义的对市场经济文明的热情想象还能打动一些青年的话，如今提出这样的观点未免可笑。学过博弈论的人都知道，在一个开始健康但存在寻租机会的经济中，如果有一人率先寻租，在缺乏有力监控的条件下，博弈均衡格局是人人都参与寻租。而反过来，在一个寻租盛行的经济中，如果有一人道德发现，放弃寻租，那么结果往往是他失去经济优势，最终被逐出市场。

企业无疑以寻求生存，寻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第一目标。王育琨却似乎不明白这一点，将“对政府行为进行矫正”的责任赋予“经过检验合格的商人”。且问王育琨所想的“经过检验”是什么意思，是市场的检验，还是道德警察的检验。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遏制腐败最终只能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制度改革，还有媒体与舆论的公正监督。令人惊奇的是，王育琨先生对媒体竟然有如下一段论述：

“随着福布斯中国富豪的一个一个落马，中国商人们一直就很压抑。在一个贱商仇富的国度里，媒体一把原罪的清算与赦免的火，就可以调动起一群一群的趿着拖鞋光着膀子的汉子，高举木棒铁锤见车就砸。而有的记者还为这种暴行张目：他们不是一般的仇富，而是仇恨那些贪污腐败致富的人！荒唐的逻辑！”

我闻之愕然。



道德呓语——先验的企业道德存在吗？

看来王育琨先生很欣赏20世纪初美国企业家亨利·福特的一段，认为它是有“清醒意识”并且振聋发聩的：

“合众国的一切，诸如土地、人民、政府和企业，都只是人们选择的使自己生存更有意义的方式。政府永远只能作为人民的公仆，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倘使人民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报复的法则便开始起作用——因为这是一种缺乏道德的、反自然、反人性的关系”。

按此文的逻辑读来道德、自然、人性是超验的？更有“报复的法则”又是什么样一种超然自为的力量呢？

需要指出，即便有良知的企业家在事业成功之后会将道德诉求放在一个较高的位置，他们的行为能力是有限的，对道德的认识也是有分歧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压力对企业家构成压力，制约着他们的选择，企业家常常无法按其个人道德理念自由行事。更根本地，对企业家道德观本身就有如下几种争议性观点：

l 道德的功利观：企业的是为绝大多数人（当然是绝大多数人局内人，如股东、客户、雇员）提供最大的利益。只要企业家的行为符合这一标准，就是基本合理的。

l 道德的权利观：应尊重隐私权、良心自由、言论自由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尊重和保护个人的自由和特权的企业就是道德的；

l 道德的公正观：提倡公平或公正的道德准则，保护无权和弱小者的利益，企业行为应符合公众的期望。

事实上，大部分企业家对道德持功利的态度。这一观点同效率、生产力和高利润等基本企业目标是一致的。相反，依据社会公正原则制定决策含有更多的模糊性。何为基本的道德真理在多元复杂的社会格局中是有争议性的。即便是对社会敏感的管理当局，也很难从根本地来探讨什么对社会有益，而是更愿意对流行的社会准则做出一定程度的响应。

当今中国，在新的资本阶层崛起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时，通过金钱进一步收买权力者，以巩固并加强自身的地位；而权力者通过出让权力也富了，成为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学者”则为两个集团攫取其利益提供学理上合法性辩护。三个集团结盟，就达到了“自由秩序”之境。至于普通百姓在这个图景中的位置，则不是精英们所要讨论的事。

何为道德行为？也许一百个王育琨先生也辩论不过中国企业家吧。



假象狂欢——历史是可以假设可以超越吗？

诚然，联想公司是从倪光南的联想汉卡起步的，可是，随着市场环境和企业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怎么能够假设倪光南每一次设计的发展路径都正确，我们只看见了一个从11个人开始创办到今天销售收入350亿元而跻身2003年中国企业第37强的联想，这就是历史的事实。联想集团做到今天这个份上，难道仅仅是倪光南的联想汉卡的功劳，难道不是柳传志多年的苦心打造的成果，难道仅仅是柳传志决策失误之后的一个恶果？

王育琨先生大笔一挥给我们描述了以下的辉煌情景——“可以说，十年前柳倪之争中柳传志的胜出，使联想损失了一个积累200-300亿元芯片业资产的机遇，直接使中国IT业的发展延缓了十年！多么可贵的十年！”，“十年前倪光南还以科学家的敏锐，洞灼了程控交换机的前景。大唐、中兴、华为等公司，也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冒出来的，如果在1990年代初开始把精力放在程控交换机的研制上，那么联想无疑将为中国通讯的发展制定标准，很有可能成为手机生产的大鳄。现在将是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通讯制造旗舰，将成为手机市场的执牛耳者。柳传志为眼前利益所动，为了一己无上的权力，把中国一流科学家驱逐出门，代价是昂贵的。最起码又是一个200-300亿元通讯制造业资产的公司。”——我不禁汗颜，两个2，3百亿就这样诞生了，也就这样被柳传志挥霍掉了。

“如果像索尼一样由井深界定方向，以倪光南的科学家的敏锐和前瞻性，他一定能在1990年代后期抓住发展电子网络和游戏的契机，联想建立一个与新浪、搜虎、网易抗衡甚至压倒优势上百亿元的全国性电子网络公司，也是很有可能的。说不准还能成为中国电子游戏产业的霸主”，看到了这段话的评述，我简直是无话可说。

这是典型的基于唯心史观的历史假设，按照王育琨先生这种假设，如果诸葛亮听取了魏延的建议从索道直取魏国都城的话，早就统一中国了，何必六出祁山；如果中国从1966年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国恐怕也成了世界超级强国了吧。

历史真的能够假设吗？一个历史事实的是非判断就真的那么容易？可以超越历史阶段评判当时的决策吗？试问联想在中国家庭电脑普及上没有发挥历史作用吗？试问如果联想坚持“技、工、贸”的路子最后因无力支撑而走向覆灭怎么办？企业要发展，能够生存是不是一个前提？“英雄的覆灭”真的比“现实的发展”更有价值吗？

王育琨先生只是在纸面上作了几个2，3百亿的假设很容易，白纸上容易画出最美丽的图画，昔日赵括的纸上谈兵也是很让人激动的，瞿秋白、王明等人早期想要共产党直接解放中国大城市恐怕比毛主席先深入农村更让人向往，然而超越了历史条件谈历史事件、以历史假设代替历史发展的真实，而且是100%的肯定或者100%否定，真的让人难以接受。

“历史要一分为二地看”，记得老师在哲学课上是这么教的。



造神盛宴——你究竟是为谁摇旗呐喊？还是为了捧杀谁？

倪光南正确的，而柳传志作为他的绝对对立面，是100%错误的。“没有倪光南的联想，就是今天没有“中国芯”的联想，也就是眼下这个尽力避税的可怜初级组装商和销售代理商”。谁都没有资格断定一种技术的未来。试问王育琨先生知不知道，即便在欧美，也有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而且申请专利以后的技术，十项中也只有有一、两项，最终投入商业生产，给公司带来回报，另外80%-90%束之高阁。（林毅夫，2003）。那么，你凭什么说 “没有柳传志的联想，或可能成为统领中国芯片业、通讯制造业与电子网络业的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旗帜……”

杨卓舒是阳光的。这样说的依据是杨卓舒在答记者问时一段不乏自我炒做色彩的话将作者“一下子打动了”：“毫无疑问！因为我是光明磊落的，我喜欢阳光，喜欢公开。我还是个月光企业家，因为我喜欢浪漫。我还是星光企业家，有想像力、创造力、激情与浓厚的理想主义，还带着几分虚幻”。于是杨卓舒赢得了王育琨先生崇拜之情令人耸然的赞词：“他像一个超人，离开沼泽，登上高山，面向蓝天，大口呼吸，伸开臂膀，把生命和力的光辉揽在怀中”。（出自《走出沼泽》一文）。

文中所透露出来的智力天真和个人崇拜让我严重怀疑作者的写作初衷。你究竟是为哪位富人摇旗呐喊？还是为了捧杀谁？你写这些文章，真的是为了弘扬建设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吗？真的是为了弘扬建设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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