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沼泽——“你觉得自己是阳光企业家吗？”


走出沼泽

作者：王育琨 出自：博客中国

他像一个超人，离开沼泽，登上高山，面向蓝天，大口呼吸，伸开臂膀，把生命和力的光辉揽在怀中。
——题记

一个铿锵有力的声音

当记者提问：“你觉得自己是阳光企业家吗？”

2002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位居第17名的河北省桌达集团总裁杨卓舒毫不犹豫地回答：“毫无疑问！因为我是光明磊落的，我喜欢阳光，喜欢公开。我还是个月光企业家，因为我喜欢浪漫。我还是星光企业家，有想像力、创造力、激情与浓厚的理想主义，还带着几分虚幻。”

好一个襟怀坦荡的中国男人！这听起来有些异样，但却令人振奋。

我们已经被压迫得太久。《福布斯》每年一度的美国富豪排行榜揭晓，通常是英雄的盛典。因为进入美国富豪榜的人，很少新鲜的面孔，他们的财富是慢慢积累起来并可以公开度量的。而每到中国富豪榜揭晓，却都让我们感到生成和毁灭的神秘矛盾。因为除了一些传奇故事，多经不住理性的推究和考量。随着福布斯中国富豪的一个一个落马，中国商人们一直就很压抑。在一个贱商仇富的国度里，媒体一把原罪的清算与赦免的火，就可以调动起一群一群的趿着拖鞋光着膀子的汉子，高举木棒铁锤见车就砸。而有的记者还为这种暴行张目：他们不是一般的仇富，而是仇恨那些贪污腐败致富的人！荒唐的逻辑！

中国被隶属于这个民族诸多语言之真理固住了。由此使中国商人陷入巨大的抵抗与屈服的矛盾之中。一些有实力的商人，心底有了做两年公务员就会成为一个废人的判断，却见了当官的就像儿孙子见了老子，那份恭敬和敬畏溢于言表；一些老板谦和低调，扯开来看却是小偷心态，躲躲闪闪、机警敏锐，好像总是在嗅摸机会溜之大吉。真不敢相信，这就是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中国商人的群像！

在这样阴郁的天气，杨卓舒一下子打动了我。上网一查，这还真是个不一般人物。他的一句名言透露着一个中国男人怎样的强毅精神：“没有以死谢罪于社会的勇气，则不能做企业家；没有以身家性命相搏的精神，没有承担社会责任的勇气，也不配做企业家。”他像一个超人，离开沼泽，登上高山，面向蓝天，大口呼吸，伸开臂膀，把生命和力的光辉揽在怀中。

中国商人的“两栖”生存状态

东西方的商人有着不同的生存状态。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曾经初创立了一个由日本商界的著名领袖人物组成的“两栖动物俱乐部”。盛田切身感触到作为一名日本商业领袖，所面对的两个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它有一套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价值和行为方式，不容许你有偏离传统的个性；另一方面是西方世界，在那里整个世界观与习俗都是开放的，没有个性将没有生存的空间。

中国商人，跟盛田一样有着两种文化或两个世界奔波的艰辛和苦恼。他们不得不同时跟两种世界打交道，一种是国际市场化的竞争和标准，另一种是适应中国土壤的一整套关系网和传统。两个世界有着不同的游戏规则，一个要求阳光品牌、规范运作；另一个则强调要八面玲珑、道术合一。两栖动物，比较准确地表明了中国商人的生存状态。

健力宝的变局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李经伟先前与三水市有关当局的关系并不坏，在WTO的感召下，想当一回破冰的勇士，于是提出了自己筹谋资金实行管理者收购。结果，在西方通行的方式，在中国南方广东则碰了壁。不只是达不到收购控制公司目标，反而还招惹了一身是非，一下子从英雄沦落为罪犯。反思起来，在聚光灯闪射中度过大部分时光的李经伟，思维有了一种惯性，一种炫的冲动，他对旗帜有太多的迷恋，而丢掉了一名中国企业家最本质的东西：甘于忍受过程中的屈辱以达到既定目标。

没有哪一个成功商人，没有得到政府上层的眷顾。哪怕你起步时没有引起注意，而一旦你到了一定的位势，不与上层建立相应的同盟，可能就不利于运作。毕竟中国经济的众多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许多老板都有着90%的关系学，10%的业务的时间分配。这不是个别行业的特征，而是一种群像。

身为两栖动物的商人们还要防备着欺骗和背叛，重大生意或交易，一般没有笔录，没有第三者在场。于是中国商场上一些大的交易，多数都是比间谍还要神秘的单线联系，到处是“两不知”、“三不知”、“四不知”的拐点。这样的交道，重在口碑轻视文字。绝不能像老美那样，把什么都写成备忘录，供所有人查看。中国的商业领袖，要适应在这样的犄角旮旯生存，远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名头就能代替的。在市场这块陆地上也不是那样简单。各种道路纵横交错，每一类道路比如高速、铁路、国道、省市道路、乡路、村路，都有着特定的规则。全球化、WTO，只能是在现有的商业运作中加入更为普遍化的规则，但却不能替代以其它规则。如果一个企业家，说声WTO来了，就忘乎所以，把先前的道道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去，那么，很快他自己就被扔出去了。

“龟兔赛跑”的潜台词

柳传志有个著名的比喻可谓意味深远。他把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的竞争比作龟兔赛跑。柳传志指出，“乌龟和兔子赛跑，兔子不肯睡觉，乌龟就要做两件事。一件是如何向兔子学习，培养兔子基因；第二是利用赛跑的环境，比如在沼泽地里赛跑，才能获胜。我们制定战略就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的。”（柳传志《竞争力是战略》载《中国经营报》2003年7月7日）也就是说在乌龟跑不赢兔子的时候，就想办法把比赛场地换到沼泽地，这样兔子就没了优势，胜算就在乌龟手中了。柳传志的得意算盘不知能否奏效，不过联想确实成了中国高科技公司的旗帜，其个人电脑的销售额要大于国外知名公司如戴尔、康柏、IBM等等。靠什么先前一直是个秘。柳传志的比喻无形中漏了底牌，原来是凭借沼泽地的天然屏障而一举夺魁。原来联想是沼泽地里的英雄！

按另外一个同等数量级的企业家清华同方总裁陆致成的话说，“我们今天的高科技企业所拥有的自主的核心技术很有限，不是世界一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没有真正的高科技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做的还不是很好。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是市场做得好，在于会用别人的技术，更会用别人的技术借助对中国市场的理解变成一种好的产品和服务”（陆致成，《勇敢，探索，创业》，载《中国经营报》2003年7月7日）。 把柳、陆两个人的说法放在一起，不难看出陆致成的说法的针对性。沼泽地里的英雄，必是熟谙沼泽地里的情势，因而能在与兔子的赛跑中获胜。但是这种胜利值得沾沾自喜吗？

习惯绝望是比绝望的境地更可怕的事。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中被捕获的阿斗，问他舒心吗？他说“很舒心，这里有好玩的，有好吃的，还有好女人”。中国商业领袖千万不能忘记，沼泽地并不是商业的正常状态，外面的世界也不是沼泽地；我们实不该满足于沼泽地里的生存，必须有跳出沼泽地和在沼泽地外存活的本领。

我之所以欣赏柳传志的比喻，不在于龟兔赛跑中乌龟的小算计，而在于一名历经沧桑的商业领袖能够大胆地指出我们现在商业的生态：竟然是一片沼泽地！“龟兔赛跑”的潜台词是在刻画中国商人的生态环境！此前还没有什么新锐能够如此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环境，相当于20世纪初亨利·福特在美国所面临的局面。亨利·福特当时就有着清醒的意识：不是安心经营就行了，还必须有点社会责任感，还必须致力于商业生态环境的建设，因为政府官员还没有学会怎样适应新的经济生活，还需要他这个经过检验合格的商人对政府行为进行矫正。亨利·福特的话至今仍有着振聋发聩的回响：

“合众国的一切，诸如土地、人民、政府和企业，都只是人们选择的使自己生存更有意义的方式。政府永远只能作为人民的公仆，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倘使人民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报复的法则便开始起作用——因为这是一种缺乏道德的、反自然、反人性的关系。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我们生活必需的，二者作为仆人被人们需要，就向水和米一样不可或缺。然而一旦他们成为主人，自然法则就遭到破坏”（亨利·福特《向前进》）。

反思起来，我们今天所以有那么多胆大妄为者与贪官的合谋，归根结底是过多的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执掌权力的人成了“父母官”，而政府又没有有效的手段和体制去监督这种权力。福特的深刻在于，他已经洞穿了其中的奥秘：仆人成了主人，违背了自然法则，就必然要遭到报应。当前的这些喧闹、这些合谋、这些腐败、这些贪赃枉法，实际上都是违背自然法则的报应！这也是乱伦的代价。

中国商人要站起来承担更多的事

中国的传统强调“和”、强调适应。另外一位领袖级的人物李东生特别有体会：“中国有中国的情况，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必要去适应，而非去改变一个环境，那几乎是不可能的”（《李东生：静悄悄的革命》，载《经济观察报》2003年7月14日）。就是沼泽地，也有沼泽地的活法，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没有必要去改造环境，好生适应就行。说的好一点，这是圣人自省，说的直白一点则是一种犬儒主义当道。我不禁要问，沼泽地里的商人们，你们的良心没有受到谴责吗？你们有安全感吗？

好了，中国出了个杨卓舒。他宣示：“为了不做不该做的事，为了使自己从根本上踏实，为了不出现一听到警车叫就心慌、半夜有人敲门后脊梁就发凉，我付出了别人10倍20倍办企业的代价。因为我知道惭愧，知道不安，知道自省、知道警觉自己，所以我们不会做有悖良心的事情。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我们约束自己的企业，用多少倍于他人的代价，才博得了今天的成就。我的硬气，是建立在对我良心的自我约束上，建立在自省上，建立在对企业的约束上，所以我们不怕任何人。”

这样的阳光语言难能可贵。可是对比亨利·福特，总还感到有些欠缺。亨利·福特从来都是把商业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去把握的。他深刻地理解着自己的责任：“假如仅仅是出于对一己私利的考虑，我是不会要求改变现在事情的组织的方式的。如果从赚钱的角度看，那现存体系就足够好了，它已能给我很多钱。但是，我当前考虑的是为人民提供服务问题，现存体系并不能鼓励最佳服务，原因他鼓励每一种浪费。使很多人不能从服务中得到应有的报酬。”福特的胸襟和视野令人肃然起敬。他牢牢抓住为人民提供更多便利这个商业的根本，而致力于一个良性社会的建设。

对个人***守的道德评判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是个价值观极为动荡混乱的年代，涅磐中的中华民族，正一步步地在错失和彷徨中间自立自己的价值之榜。法律解决不了“原罪”问题。法律解决简直就是陷阱，我们不应该去寻找这片沼泽地的合法性，而应该具体探索走出沼泽地的途径和建立晴朗天地的信心。

我们已经为沼泽地里的利益得失纠缠得太久！亨利·福特这样的伟大商业领袖可以消除我们的短视，看清楚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建设一个良性社会！沼泽地里的富豪不是寻常的人，他们当然能够变成英雄。只要他们能承担起一个良性社会建设者的使命，只要他们甘愿以自身当一座桥梁，通达那晴朗的彼岸。这是一座过渡和毁灭的桥梁！“渡过是危险的，回顾是危险的，在途中踌躇和颤栗是危险的”（尼采）。

唯有那些富有“万物皆备于我”意志的中国人，才能坚定地上路，披荆斩棘，积蓄力量，勇敢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