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惩治贪官?

（2011-05-16）

● 韩咏红
　　因钱多、房多、女人多获得“许三多”外号的中国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上周在浙江省被法院判处死刑。这项判决，意味着许迈永十多年来游走钱权之间，将公权力换成累累财富与女人；受贿1.45亿（人民币，下同，约2800万新元），另外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家土地出让金流失共1.24亿以后，终将面对死之惩戒。

　　不少网民为此拍手称快，认为许迈永将受贿死罪“复活”了。按照中国刑法规定，贪污10万元以上即可处死，然而多年来被处决的高官寥寥无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只处决过数名省部级贪官，如2000年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2004年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以及2007年被处死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

　　近年，高层肃贪力度加大，但在量刑时法庭采用慎杀原则，贪污千万、过亿者，判决往往也是“死刑，缓期2年执行”，实际上等于免死，高级贪官的死刑成了“活刑”。

　　据国内媒体盘点，2009年以来18名贪腐下台的副部级以上高官与国企高官中，无一人被判处死刑。

　　一时间，为何那么多贪官逃过死劫，贪官该不该杀？再次引起争议。

　　围绕处死贪官的问题，中国舆论界早已讨论多时。一方面，民众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怨恨自古延续至今。一些民众与舆论认为，夺去生命是终极惩罚，也是当前环境下对贪官唯一最有威慑力的处罚方法。尤其近年来腐败问题屡治不绝，受贿金额不断刷新纪录，更凸显国家量刑偏轻，导致一众高官对党纪国法无所畏惧、前“腐”后继。

　　如果当上高官，贪污个几百几千万，享受了权力与金钱带来的荣华富贵，安顿了家人，违法行为有可能不被调查，即使被发现也仅仅被处以变相的监禁终身，这场赌博看似十分“划算”。这是支持“诛杀高官”一派的说法。

　　反对者则认为，不对经济罪犯使用死刑，甚至完全废除死刑，是世界刑法发展的文明潮流。国际经验也发现，法律震慑力的来源，关键不在于刑罚的轻重，而是取决于查处的严密程度，即作奸犯科被发现的机会有多高？如果被发现的可能性极低，那即使后果再严重，这场赌博依然十分“划算”。

　　反对死刑的多数为学者与刑法专家。但他们振振有词的论据，在现实面前又显得苍白无力。现实派说：中国，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严密查处所有贪官，所谓自下而上监督也举步维艰，在这种现实面前，除了“乱世用重典”以外，中国没有能够不用死刑的奢侈环境。死刑，至少能让很多贪官收敛。

　　这种辩论继续下去，我已经看不到到底哪一边更有理，只是再一次想到囚徒困境理论。上述两派论点，实际上立足于两个不同的基点，两种不同的追求：一是文明法治理想，一是现实的无奈；一是寄望强化制度反腐，一是坚持以“乱世”为出发点，越乱越需要借重严刑峻法的威慑力。
　　不过，在司法不透明，不真正被尊重的社会环境中，“重典”也未必真能实施出来，特权人士还是会受到特殊保护。这点，从3年来18名副部级以上高官，包括受贿近两亿的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都不必受死就能看出来。

　　说到底，囚徒困境的核心根源，还是在于权力过度集中，信息又不流通，社会监督无力，最高层又很容易被下级蒙蔽，所以腐败可以蔓延，成本很低。中国知识分子近年呈现出改革焦虑情绪，因为他们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权力结构的革新；在另一方面，一些民众与地方政府相信权力与行政手段，尝试用权力来解决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问题，例如想出用GPS手机24小时跟踪官员，旋风式的“治庸治懒”等等。但是，两者理想的道路都显得障碍重重，文明法治文明不来，铁腕又铁腕不下去。

　　用什么方法惩治贪官？折中的看法是在保留死刑的同时，更快进行体制改革，前者是买时间，后者才是真正需要费心设计的地方。回顾一下历史，封建王朝除了让贪官被杀头，还可能施以满门抄斩，十足的震慑力。历朝历代都免不了贪官前“腐”后继，然后是内部腐化、弱化，以致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