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调查

陈桂棣 春桃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就有九亿农民，可是，
很久以来，农民在农村中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绝大多数城
市人并不清楚。只依稀记得，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那场让整
个世界都为之震惊的伟大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自从农村
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
产上连年获得大丰收，很快就出现了“卖粮难”，而且冒出
了许许多多“万元户”。一时间，中国的农民好像已经富得
流油了。然而，以后不久，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
就很少再听到有关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消息了。不过，
稍后就发现，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了曾视为生命的土地，
远离了曾经日夜厮守的村落和熟悉的农事，宁可忍受寂寞、
屈辱与歧视，也要涌进各地城市，于是，数以百万计的中国
农民掀起的“民工潮”，便一次又一次成为上个世纪最后十
多年的一道奇异的风景。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
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
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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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
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
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
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一次，为了解淮河污染的事情，我们曾路过安徽省淮北
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竟发现那里的许多农户家徒四壁，一贫
如洗，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有一家，全家人居然用卖菜得来
的五元钱就过了一个春节，生活的窘迫，甚至不如刚解放那
几年。有位农民扳着指头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他说刨去种子、
化肥、灌溉、用机械种收以及这税那费，假如小麦亩产上不
到九百斤，这一年就等于白干。而淮北农村能够达到亩产九
百斤小麦的，显然并不多见，可以收到八百斤就已经是相当
不错了，一般也只有六百斤，就是说，如今农民仅靠种地已
是难以为继，但他们却依然要承担多如牛毛的各种税费。
农民们含着泪说：“大包干留给我们的好处早就一点一
点被掏光了!”
我们没有想到，安徽省最贫穷的地方，会是在江南，是
在闻名天下的黄山市，在不通公路也不通电话的黄山市休宁
县的白际乡。在那里，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山里的农业生产
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农民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
只有七百元，月收入仅摊到五十八元；许多农民住的还是阴
暗、潮湿；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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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因为穷，一旦患病，小病强忍，
大病等死。全乡六百二十户人家，贫困户竟占到五百一十四
户，达到百分之八十二点九；全乡两千一百八十人，贫因人
口也占到一千七百七十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一。可是，就在
这样一个贫穷的乡镇，因为前几年乡村干部们搞浮夸，居然
被上面认定已经脱贫，派下来的苛捐杂税，压得村民透不过
气；而且，这个乡的乡长又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官，；就在我
们去之前才被法办。我们在惊讶于贪赃枉法者已是无处不在
的同时，更令人窒息般地感到话题的沉重。
离开白际的那天，我们特地选择了从浙江那边下山，一
路之上，竟也发现，属于“天堂”杭州市的淳安县中洲镇，
其实也富裕不到哪里去。
二OOO 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
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三句话：“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话，至少说明，我们在安徽省
农村所接触到的，在别的许多地方也同时存在着。李昌平有
关“三农”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
镕基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
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
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
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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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
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
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
事。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面临的，已绝不仅仅是一个
单纯的农业问题，或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新时期执政党
面临的最大的社会问题。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变得日
新月异的今天，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
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曾经说过的一句
话，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对于未来的改革者来说，中国经
历的政治经验显而易见但又常常被遗忘——改革进程中应
该有明确的受益者。”上个世纪改革之初，受益者除了“大
包干”的农民，还有个体工商户和深圳特区的拓荒者。但是
当改革的中心移向城市，受益者就变成了新生的企业家阶
层、通过寻租活动迅速富裕起来的政府官员与勉强可以称之
为群体的城市中产阶层，而作为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群体—
—九亿农民，非但不是受益者，还因为增产不增收，一些地
方甚至出现“今不如昔”的局面。我们常常骄傲地宣称：我
们是以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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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了足够的粮食，这不能
不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
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
二十一的人口的。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农业目前还相当落后，
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还很低。
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
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
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名次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
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进，已经创造出了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
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在注视着我
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
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
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
入太低。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
经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关系到
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关系到我们现有的现代化水平能不能
维持，关系到我们通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好不容易创造出的
改革开放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的严峻问题!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
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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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OOO 年十月一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
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
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
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我们从不怀疑，安徽省的农村面貌，在全国十二个农业
大省中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如果就农村的改革而言，安徽在
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中，就更具有典型意义。因为被
称作新中国农村三大改革的土地改革、“大包干”和农村税
费改革，后两项改革，就源自安徽。朱镕基就曾不止一次地
说过：“在农业的问题上，在中央要对农业做出重大的决策
时，我往往是会到安徽来调查研究的。可以说，我们许多成
功的经验都是从安徽来的，安徽为中国的农业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温家宝也说过：“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
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
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因此，我们走进安
徽的广大农村，其实也就是在走近中国的农民。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瑕的
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
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
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
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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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想说，今天中国还并非到处歌舞升平，我们还有很
多困难的地方和困难的群众。现在许多人没有离开过大城
市，以为全中国都像北京、上海那个样子，有些外国人来了，
一看，也以为中国都是那个样子。其实，不是这样。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
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
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我们甚至没有想到，这次安徽省率先进行的农村税费改
革的试点工作，会是和二十多年前发生在安徽的那次“大包
干”一样的惊心动魄；我们的采写工作又几乎是和这场改革
同步进行的，势必注定我们的工作会和这场改革一样的激动
人心，一样的悬念丛生，一样的充满着坎坎坷坷一波三折，
甚至，中途不得不和改革的试点一样地停顿下来，作痛苦的
思考，将原有的计划打破。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
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
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
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
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
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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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我们开始讲述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故事
的时候，便首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们知道只有平静与从
容，才可能挽住我们心中曾经无数次涌动过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