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殉道者
1 骚动的路营村
生与死，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除去不懂事的孩子和
失语的老人，恐怕这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搞错的一件事情。可
是，有时它也是十分模糊的，模糊得还会让人感到吃惊：有
的人明明活着，好像已经死了；有的人已经死了，却仿佛还
活着。
丁作明已经死了，他的死不能说是“重于泰山”，但在
他死后八年的二00 一年二月十日，当我们走进淮北平原出
了名的贫困县利辛县，向许多人打问去纪王场乡路营村的路
怎么走时，回答我们的，首先不是去路营的路应该如何走，
而是好奇地反问，问话的内容又几乎众口一词：“你们是到
丁作明那儿去？”
丁作明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如果说有，也许就是他比别的农民多念了几年书，从小学念
到了高中毕业，而且念书时十分用心，家里穷得有时揭不开
锅了，他仍然一声不吭地跑到院里的水缸边上，像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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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鸟那样蹶起屁股，把头埋进缸里去，用井水把肚子灌饱后，
照样唱着，跳着，去上学。考大学时，大家都说他太亏，离
录取线只差几分，如果他不是利辛县乡下农民城的孩子，如
果他生在北京，或是上海，是完全可以走进大学校门的；即
便就是生在别的一个什么城市，他也会是另外一种命运。但
是他是路集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毕业后只能回到路营村，这
就又与那些一个大字不识的泥腿子没有了区别，他必须同中
国所有的农民一样下田干活，去侍弄庄稼。再要说有什么不
平常，就是装了一肚子墨水的丁作明，比别的农民爱翻报纸，
爱听广播，爱咬文嚼字，爱动脑瓜子。平时为人别说多谦和，
但认死理，敢说真话，敢同村里、乡里的头头脑脑平等地说
话。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也就比大伙多出几分烦恼，以至最
后惹来杀身之祸。
他分明早就已经死了，利辛县城的那些人怎么可以说我
们“去到丁作明那儿去”呢？
难道还可以寻找到一条路，能够走到丁作明那儿去吗？
公元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是丁作明热切期望的一
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日子。他绝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将
会在这一天走到尽头。
头天上午，丁作明和其他七位上访村民接到了乡里的通
知，要他们到乡里开会。会上，乡领导说，县里对你们告状
的事很重视，希望在你们八人中选出两人，再从党员、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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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各选二人，组成一个清帐小组，对路营村村干部的经济帐
全面清查。这天上午，清帐小组正式成立并开始查帐。这消
息，使得整个路营村的村民一片欢腾，锁在人们眉头的愁云
一扫而光，有几个农民竟激动地奔过直沟，跑到对面的商店
买来鞭炮，准备在村头上放一放，让大伙出出恶气听个响。
只是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早，元月二十二日就是农历大
年三十，二月六日已是正月十五，过罢正月十五，年就远了，
问了几家商店全没货，鞭炮就没买成，但丁作明这一天的心
情却分明比过年还舒畅，迈出家门的步子都带有了几分弹
性。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的新建县，这一片原来分别属于
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颖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
管的贫困地区。境内多为黄泥地，一下雨，有路也没法走人；
还有为数不少的砂土，碱土更是布满各处。路营本来就够偏
僻落后的，再加上九一年那场特大洪灾的袭击，家家穷得叮
当响。这一年眼看春节就要临近了，村里却没有一点要过年
的喜庆劲，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四百元，可上边派下
来的各项负担加起来每人居然摊到一百0 三元一角七分。一
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
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
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
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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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种
习俗。令丁作明想不通的是，为躲债不敢回家过年这种只应
该发生在解放前的事，今天居然会在路营出现了。中国农民
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
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于是他
悄悄地做了一件别的路营人不敢做的事。
在此之前，他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
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
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
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
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
扭又十分激动。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
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的做
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他做事的认真和拥有的学识，足以使那些习惯于蹲在黑
暗地方又早习惯了逆来顺受的村民们心服口服。但是，这一
次，随着一阵沉寂之后，还是有人小心地提出了质疑：“周
围村庄，附近乡镇，不都是在这样搞的么，天高皇帝远的，
你能拿他们怎么办？”
“我不信有理没处讲。”丁作明不信这个邪。
他一字一句地，把国务院最新的规定读给村民听：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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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提留款不得超过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他将百分比作
了特别的强调。“明摆着，村里从我们这儿收取的提留款大
大超过了这规定，已经比‘百分之五’的比例多出了五倍还
要多！这次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各地应保护
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的负担’。他们分明是在瞎搞，我们
要到乡里讨个公道！”
“乡里会买我们账吗？”有人感到这事太难。
“自古就有‘官逼民反’一说，”一个部队退伍回来的
村民，忍不住吼了一嗓子。“何况咱这是按中央的规定向上
边反映问题，乡里不买账就上县！”
渐渐地，农舍里的气氛开始变热闹了。
有人控告：村支部书记董应福，将村民们集资建成的粮
仓，私自出租给别村使用，从中捞取租金九千多元；以后，
又将粮仓捣鼓掉，鲸吞了三四万元的售出款。特别是，大灾
之年，中央曾有专门指令，贪污救灾物资是要判刑甚至杀头
的，董应福竟敢把救济给路营的衣物和食品占为己有。而且，
对计划生育的罚款，以及各种多“提留”的钱物，均不入帐，
或是故意弄成一笔糊涂帐。
不一会，大伙就从村干部扯到了乡干部，你一句我一句，
话音儿不落地似炸开了锅。
有人揭露：纪王场乡康乡长的公子，仰仗老子的权势，
横行乡里，多次操着电棍，拎着手铐，跑到路营乱要各种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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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一九九一年特大洪灾，上边规定不准再向受灾的农民索
取任何“提留”，而康公子却带着民兵，活像日本鬼子进村，
强行抢夺村民的钱物。发现有谁躲在家里不开门，就支派打
手用脚踢门，分文不得少，还要额外付给踢门“功臣”的劳
务费。抢得钱财后，便领着一帮人吆三喝四地下馆子，吃喝
的花费回头还要从村民们的集资款中予以报销⋯⋯
大家越说越来气，最后望着丁作明，请他拿主意。“纳
鞋要有针线，告发人家得有证据。”
丁作明说，“咱们可以到乡党委去反映一下大家的这些
嫌疑，要求清查村里的收入帐目。”
这天，丁作明就同其他七位村民找到了乡党委，向书记
李坤富陈述了村里的问题和查帐的要求。
乡党委书记李坤富，认真看了看丁作明递上来的“提留”
表说：“是多提留了。先让我们合议一下，两天给你们答复。”
两天过去了，乡里没有动静；又过了两天，又过了两三
天，在一次有路营村干部和党员参加的干部会议上，乡党委
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开才，突然要路营村书记就多收提留款
的问题在会上作个“交待”。董应福顿时火冒三丈，他认为
各村都是这样多提留的，没啥好在众人面前交待的；听说是
村民把他告到了乡里，要查帐，就怀疑村里有人眼红他盖起
的几间大瓦房，当即在会上讲了狠话：“有人要清我的帐，
还有的狂到要扒我的房，我看谁敢？除非他不要命了！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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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凭我的收入买不起小四轮拖拉机，盖不起大瓦房，买不
起盖不起，可我就买了盖了，这是我的本事！你们穷，活该！
想跟我搞，你们怕是不想活了！”
一个党支部书记，竟敢在分管政法工作的乡党委副书记
主持的全乡干部大会上口吐如此狂言，实在是出人意外。可
是，副书记没有制止。会后，会上的情况一传开，路营村的
村民们肺都要气炸了：“共产党的天下，难道就没有王法
了？”
丁作明咽不下这口气，就在过年的前三天，把路营村乱
收“提留”款的情况写成材料，直接送到了利辛县纪检委。
接待的同志为难地说道：“已是年跟前了，材料先放在
这里吧。”
路营村这一年的春节，显得少有的冷清，甚至没有几户
燃放鞭炮。
转眼到了农历正月十八，许多村民也沉不住气了，纷纷
跑来找丁作明，这才发现，丁作明整个年里都在忙着写控告
信。他把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规定，路集村以及纪王场乡
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给农民带来沉重负担的种种做法，写得淋
漓尽致。
大家都被丁作明的行为感染了。是的，一个人应该有一
种精神，也总要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如果人人都怕树叶落下
来砸破头，看到腐败的现象不闻不问，遇到邪恶势力不敢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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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我们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希望的。于是，在正月十八的夜
里，地处偏僻的路营村民们，就你八角、我一元地凑足了路
费，然后悄悄把丁作明在内的八位村民代表，摸着黑，送出
村。
县委办公室汪主任接到丁作明的这封控告信，很吃惊，
感到路营农民们反映的情况，其严重程度，已远远超出他们
的想象。汪主任很快向县委书记戴文虎作了汇报。戴虽刚调
来不久，但态度极其明朗。因此，县委的答复让丁作明一行
十分满意：“我们会尽快让乡里落实清帐小组的事，对路营
行政村干部的帐目进行清查；对你们反映的乡政府的情况，
也会很快予以核实、处理的。”
就这样，没有过好一个春节的丁作明，考虑大伙凑起的
路费不容易，该省一分一厘全得省，不敢在县城多耽搁，就
领着村民代表挤上回纪王场的农村班车。在能够把人五脏六
腑都颠翻的车厢里，他满怀信心和喜悦地回味着县领导的
话，却不知道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他，死神带着另
一个世界的狞笑，已经从地狱之门无声地袭过来，而他浑然
不觉。
这年二月十一日，农历二月初一，下午三时许，村民徐
赛俊、丁大刚二人在暖洋洋的冬日下“下六周”。“下六周”，
这是淮北大平原上的农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土围棋”。他们
正撕杀得昏天黑地，因为丁作明在一边观看，路过此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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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行政村副村长丁言乐，也趁机凑了上来。丁言乐已知道丁
作明向县里反映了他和负责计划生育的妻子贪污提留款和
计划生育罚款的事，早已忌恨在心，就故意找着碴儿，同丁
作明发生口角。
丁言乐对徐赛俊和丁大刚威胁道：“你们这可是赌博呀，
我可以把你们抓起来！”他这么说，却盯着丁作明看。
丁作明不免奇怪：“他们这是在玩游戏，又不犯啥法；
就是犯了法，抓人也应该是派出所的事。”
丁言乐凶狠地说：“那不一定！”
丁作明最听不得这种口气，更看不惯一当上干部就变脸
的这种人。不过，他意识到，来者不善，显见是在借故寻衅
了，就没再吭声。
谁知，丁言乐得寸进尺，开始用肩去撞丁作明。边撞边
嚷，耍起了无赖：“怎么，你想打人？我给你打！我给你打！”
丁作明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也想不到身为副村长的丁言
乐，竟会如此下作，他连连后退。丁言乐却步步紧逼，越撞
越猛，已是穷凶极恶。丁作明无奈，只好躲开。就在丁作明
闪身离开的当儿，丁言乐凶狠地撞过来，撞了个空，由于整
个身体失控，一头跌进旁边的庄稼地里，跌了个嘴啃泥。
丁言乐这下子终于找到了可以“理直气壮”进行报复的
理由了。
丁作明早料到被他揭发到的这些人都并非凡角，会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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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伺机报复的，只是觉得丁言乐这样做是在耍下三烂，太
没水平，就一句话也没说地回家了。
在远离现代文明的路营村，“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别拿
村长不当干部”这句话绝不是玩笑，别说乡里了，丁作明敢
把村干部告到县里去，那就是“找死”。丁言乐本就怀恨在
心，这又跌了个嘴啃泥，等于火上加了油。为扩大事态，他
便以“被丁作明打伤”为幌子，一个下午先后六次找上门，
要打丁作明。丁作明爱人祝多芳虽然不了解情况，也只得一
再赔礼道歉，但丁言乐并不罢休。
不久，丁言乐的儿子丁杰，手里掂着把菜刀，在门外大
喊大叫，嚷着要丁作明“滚出来”。
当晚，村民们都劝丁作明赶快离开路营村，出去躲一躲。
开始，丁作明死活不愿意，觉得村干部欺人太甚，干吗要躲？
后来考虑到，县领导已经支持他们清查村里帐目的要求了，
查清村干部贪污钱财的事，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不能因小
失大，扰乱了县里的计划。再说了，丁言乐们怕的就是你躲，
这些人巴不得闹得鸡飞狗跳，天下大乱，这样才可以趁机将
水搅浑，最后搅得是非不清。
于是丁作明当天夜里忍气吞声离开了路营村。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丁言乐果然就带着全家人凶神恶刹
地再次找上门来，要同丁作明大闹一场。祝多芳小心地说：
“丁作明不在家。”丁言乐那里肯信，闯进屋里，叫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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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查找，不见丁作明的人影儿，就又气又恼地说：“我昨
天被丁作明打伤了，需要住院治疗！”
这时，路营村的支部书记董应福出面了。他协同丁言乐
妻子孙亚珍一道，将丁言乐安排进了乡医院。随后，孙亚珍
又以分管计划生育的身份，向乡长康子昌、乡党委副书记任
开才递上了头天晚上写好的揭发材料，声称“丁言乐因计划
生育工作抓得认真得罪了丁作明，被丁作明拦路殴打致伤”，
要求对丁作明作出严肃处理。
康子昌和任开才，对孙亚珍告发丁作明事实的真伪根本
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是幸灾乐祸。因这时县委办公室的通知
已经到了纪王场，县委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求纪王场乡党委
和乡政府尽快安排有上访代表参加的清帐小组，对路营行政
村干部的帐目进行全面清查。上访的人员是哪些人无须康任
二人去了解，他们知道带头闹事的人就是丁作明。
把属下的问题告到上头去，这是康子昌和任开才都无法
接受的；何况他们也猜得出，丁作明这次到县委是连他们的
问题也“捎带”了的。显然这是在损害纪王场乡的对外形象，
诋毁纪王场乡党委及政府的声誉。这是绝不允许的，也是他
们难以容忍的。
所以，康子昌和任开才在接到孙亚珍的揭发材料后，当
即就指示乡派出所对丁作明的问题严肃处理。
纪王场乡派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经不再是我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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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机关遵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派出机
构，完全沦为乡镇领导干部们的“御用工具”，因此，在接
到乡长和党委副书记的指示后，不问青红皂白，就发出传票，
传丁作明立刻来派出所。
躲在外面的丁作明，听说派出所在找他，甚是奇怪，他
想一定是丁言乐夫妻二人给他捺了“坏药”。不过，他并没
把这事想得很复杂，他认为只要自己没干犯法的事，任谁诬
告栽脏都没用，事实总归是事实。
丁作明坦坦荡荡地走进了派出所。
可以想像得到，他走进派出所大门的步子是充满着自信
的。因为正是这天上午，县委要求组建的清帐小组不仅正式
成立，而且已经开始工作，他相信，要不了多久，村干部的
经济问题便会查个水落石出。
来到派出所，丁作明很快就发现，这个世界一切都颠倒
了，“指鹿为马”并非只是写在《史记》中的一个故事，把
鹿硬说成马也绝非宦官赵高才有的恶行。
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公开的传媒至今没有作过任何披
露，所幸的是，侦破此案以后，有关方面曾整理出一份内部
的文字材料，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见到了这份充满血泪与恐
怖的“报告”。
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见到丁作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
为什么打丁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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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作明解释说：“我没打，我从没打过谁。”
彭志中仍然还是那句话，只是语气变得更加严厉了。
丁作明再次申辩：“我从没打过谁，你们可以到村里去
调查。”
丁作明觉得无须回答，这话彭志中应该去问丁言乐。
“说！”彭副所长已经没有耐心了，他锐声喝道。
“你们这么肯定说我打了丁言乐，有证据吗？”丁作明
忍无可忍地说，“如果那天在场的村民，哪怕是个小孩，只
要有人证明我打了丁言乐，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彭志中根本不听丁作明的申辩，他提出了两点处理意
见：“一，你丁作明付给丁言乐二百八十元五角的医药费；
二，在纪王场逢集时，你丁作明用架子车把丁言乐从医院拉
回家。”
这种颠倒是非充满欺辱敲诈的处理意见，丁作明当然不
可能接受，他当即反对道：“我没打丁言乐，丁言乐不可能
伤在哪；他为啥住院，我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彭志中
一拍桌子说：“难道我的话就不算数？我现在问你，我的裁
决已经下了，你出不出钱吧？”丁作明平日留心过一些法律
方面的知识，于是说道：“我没有打丁言乐，你下了这样的
裁定，我可以上诉。”
彭志中终于被激怒了。他指着丁作明大声喊道：“我现
在就可以把你关起来，你不信？”丁作明依然毫不示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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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即便按照你刚才的处理意见，我也够不上是‘刑事犯
罪’；就是你对我‘刑事拘留’，也应该在二十四小时内说清
楚拘留我的原因。”彭志中说：“那好，我告诉你，我可以关
你二十三个半小时，放出去后不给钱，我再关你二十三个半
小时，直到你出钱为止！”
彭志中说到这，摔门而去，他喊来治安联防队员祝传济、
纪洪礼和赵金喜，命令三人立即把丁作明关进派出所非法设
立的“留置室”。所以说它“非法”，是因为国家公安部和安
徽省公安厅，都分别于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二年两次发文严
令各派出所不得设立羁押场所。
丁作明当然听不懂由彭志中嘴里说出来的这些所内平
日的惯用语，三位治安联防队员却是心知肚明。说丁作明
“兴”，是指他“不服气”；所谓“加加温”，就是要给丁作
明一点颜色看，可以施以体罚、殴打，必要时，甚至可以采
取一切手段，总之，要被处理者招供认帐为止。
祝传济碍于曾是丁作明的中学同学，又是近庄邻居，不
便当面下毒手，很快也就借故避开了。不过，一向善于察言
观色领会领导意图又深得彭志中欢心的祝传济，知道丁作明
是个宁折不弯认死理的人，同时也看出“拿下”“拿不下”
丁作明非同小可，他离开之前特地把纪洪礼和赵金喜喊出门
外，交待二人不妨给丁作明“拉拉马步”。
祝传济提到“拉拉马步”四个字时，语调是十分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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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纪洪礼和赵金喜二人听来，还是从这看似平静的语调中
感到了一种杀气。因为这是纪王场乡派出所最残酷的一种刑
罚了。
祝传济望着纪、赵二人回到黑屋，依然不大放心，就又
到后院治安队宿舍向王进军传达彭志中的指令，要他也马上
赶过去，务必将丁“拿下”。
纪洪礼、赵金喜按照彭志中和祝传济的授意，把丁作明
从“留置室”押至值班室，让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不依，
就冲上去连推带搡，逼着丁作明就范。丁作明虽说在学校读
了十二年书，却也不是文弱书生，毕竟是在大田里耕耙耧耨
磨练过来的，累得纪洪礼和赵金喜上气不接下气，硬是无法
将丁作明治服。
这时王进军手拎一根桑树棍进了门。
纪洪礼和赵金喜见王进军拎着家伙前来增援，就谎称丁
作明动手打了他们。王进军一听指着丁作明厉声喝道：“在
这里嘴硬没你好果子吃！”说着就要丁作明拉马步，丁作明
依然执意不从。
王进军嘴里不干不净骂了一句，操起桑树棍劈头盖脸就
抡过来。丁作明左闪右躲，结果臂上 、腰上连遭猛击，每
中一棍，都痛得他脱口喊出声，但他就是不依从。
丁作明不拉马步，王进军就一下比一下更凶狠地抡着手
里的桑树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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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农民的联防队员王进军，为什么对自己的农民
弟兄做如此凶残的事情？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只能是，人从
爬行动物进化到今天，虽然创造出了最辉煌的科学技术和最
灿烂的现代文明，但人性中那些最原始最残暴的劣根性，仍
会在有些人身上以“返祖”的现象出现，这说明人性进化的
缓慢。此时的王进军，就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变成了发泄
野性的异类。
据说，王进军这已不是第一次兽性发作了，自从来到纪
王场乡派出所，干上了治安“联防队员”，打人就成为他日
常的工作。没谁提醒过他不可以这样做，倒是因为他敢于下
手，而受到所领导的重用。
今天，他手中的桑树棍不久就打裂了，又很快打断了，
但他仍然不罢休，抬起脚将丁作明跺倒，随后改用电警棒，
猛击丁作明的双腿，逼着丁作明跪到地上去。
就在丁作明已无招架能力，王进军也打累了的时候，纪
洪礼的兽性也开始发作了，摸起一根半截扁担扑了上去。他
同样发疯地朝丁作明的腰部、臀部一阵猛抽。
这样没过多久，丁作明就不再呻吟了，他对眼前的这一
切显然感到了震惊，也感到了恐惧。
他分明已经看出，他只要不松口，眼前的这几个家伙是
会把他往死里整的。可是，他依然没有打算要向谁低头，更
不可能认输。只见他瞪大了眼睛，无比愤怒地喊道：“我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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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乡干部加重农民负担，违背党的政策，竟遭这样毒打，我
不怕！就是你们把我打死，我也不服；变成鬼，我也还是要
告！连你们一起告！”
纪洪礼碰到丁作明血红的眼睛，挥起的半截扁担吓得掉
到了地上。王进军看纪洪礼手软了，歇斯底里地训斥道：“你
他妈的孬种，干嘛要怕他？这是他嘴硬的地方吗？”
于是纪洪礼拾起一根棍又凶狠地扑上去。赵金喜爽性找
来一块肮脏的手巾，将丁作明的嘴巴塞了起来。
就这样，王进军、赵金喜、纪洪礼，三个丧失人性的治
安联防队员，在丁作明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的状况下，又轮
番毒打了二十多分钟。直到惊动了因病在家休息的派出所指
导员赵西印，发生在纪王场乡派出所的这场暴行才算收场。
2 案惊中央
当清帐小组中的村民在派出所找到丁作明时，丁作明已
是奄奄一息。他们有的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不起，知道丁作
明是因为替大伙说了话才遭此歹毒的；有的忙到丁家去报
信；有的，就指着派出所的警员发泄着愤懑：“你们公安不
办案，社会治安好一半！”
丁作明七十岁的父亲丁继营跌跌撞撞奔进派出所，看到
儿子脸色惨白，豆大的虚汗顺着两颊往下滚，嘴唇颤抖着也
不喊声“疼”，一下就跪倒在儿子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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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派出所副所长彭志中回到了所里，他是来看
丁作明是否被治服帖了。丁继营听说彭志中就是所里的领
导，又听说儿子是不愿为副村长丁言乐付二百多块钱的“医
药费”才被打成这个样子的，就还苦苦哀求彭志中：“我向
丁言乐赔礼，丁言乐的医药费我认了，明天把钱凑齐交给你，
请你放了我的儿子吧！⋯⋯”
彭志中也没想到联防队员这次下手这样狠，丁作明被打
得这么惨，见丁继营正好向他求情，也就势挥挥手，巴不得
赶快将丁作明抬走。不过他依然没有忘了自己曾经作出过的
处理决定：“我把话说清，明天一定得把要付的医药费送到
派出所！”
丁继营和查帐小组的村民一道，急急忙忙把丁作明送往
乡医院治疗，后因丁作明腹部疼痛得厉害，乡医院的医生不
知所措，只得连夜将他转往利辛县医院进行抢救。
第二天上午八时，丁作明被确诊为脾破裂大出血，医院
给丁作明紧急输血，然而，回天乏术，一切都太晚了。
丁作明终于在抢救他的县医院的手术台上停止了呼吸。
丁继营老人听说儿子已死在手术台上，不禁哭得死去活
来。他拍打着墙壁痛不欲生：“儿啦，你咋这么傻呀，你有
理他们有权，你胳膊咋就想扭过大腿呢？⋯⋯”
丁作明的爱人祝多芬更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早
哭成了泪人。她一边哭，一边喊：“作明呀，他们把你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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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打，你咋就不认那二百块钱呢！钱比命还贵吗？你这样撒
手去了，撇下两个浑身是病的老人，三个这么小的孩子，大
的刚六岁，小的才两周⋯⋯往后的日子叫我咋过呀？”
守在边上的查帐小组的村民，好言相劝丁继营和祝多芬
不要太伤心，劝着劝着，忍不住也是泪流满面。悲痛地喊道：
“作明呀作明，平日你那么聪明，昨天为啥就那么糊涂？他
们这样毒打你，你咋就不叫喊一声呢？⋯⋯”
丁作明带头向县里反映农民负担在派出所被人活活打
死，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纪王场乡的父老乡亲感到触目
惊心！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
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樊篱，一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
涌到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她老婆滚出来。但是，
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一家老小早逃出
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从那以后，直到我们走进路营，八年过去了，路营的村
民再没见到过丁言乐一家人。有人说他们去了上海或是南
京，有的说他们去了海南或是深圳，总之，背井离乡，在外
靠打工谋生。
原本是路营村跺地地也会晃三晃的副村长，从此成了浪
迹天涯、四处漂泊的可悲的游子。
村民们在丁言乐家扑了空，又怒不可遏地掉头涌向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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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结果发现：往日不可一世的副所长彭志中，以及被狗吃
了良心的纪洪礼、赵金喜和王进军，一个个也都各自躲藏了
起来。
村民两处扑空，情绪越发变得激愤，最后一合计，决定
直接去县里。
就在路营村村民准备上路时，附近的路集、彦庄、李园、
朱园、李楼、郭桥、常营村的村民，也闻讯赶来，怒不可遏
地加入到路营村的上访的队伍。
显然不堪重负，生活难以为继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路营
村。丁作明向县里反映的那些问题，提出清查村干部帐目的
要求，也同样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因此，对于丁作明
的死，他们不可能袖手旁观。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如果再不
齐心协力奋起抗争，明天他们就会有着丁作明同样的遭遇！
于是这支由路营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
无比的手在冬日滚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
达县城之前，已汇集了三千多人。这队伍，滔滔似水，浩浩
荡荡，一路上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
机、三轮车、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挚声、喇叭声、
铃铛声。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
忍让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
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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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发生在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
乡派出所的“丁作明事件”，注定不会被将来撰写《中国农
业发展史》的学者专家忽略或回避，因为，丁作明是中国的
九亿农民之中，因反映农民负担而被乱棍打死的第一人，他
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代价，唤醒人们不应该那么乐观地忽略
或回避中国农村中正在变得十分严峻的现实。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
截，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至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
这一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
一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
样的事传出去，对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
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
怪的一件事情。
然而，这事还是被传了出去。
甚至在安徽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还不知情时，案件已经惊
动了中央。党中央和国务院许多领导，不仅详细得知了这一
事件的真相，并已在震惊之后迅速作出了明确批示。
将这事捅上了天的，是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
迎。
孔祥迎是因为别的采访任务去利辛县的，获悉“丁作明
事件”之后，他深感震惊和痛心。当时他在安徽分社负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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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报道，自然会对发生在安徽农业上的一切新闻格外敏感，
再说，一个中国最高新闻机关的记者，处理新闻稿件也不会
像地方上的记者有那么多的约束与忌讳。仅凭着社会的责任
和时代的使命，他就觉得“丁作明事件”折射出了当今中国
农村中太多的“社会信息”。更何况，减轻农民负担，已经
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密切关注并已有了明确规定的一件大
事，而纪王场乡一个有文化懂政策的青年农民，只是依据党
的决定，向党的组织提出了正当要求，并得到县委的支持，
却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打死，这一切还是发生在人民的执
法机关！其性质的恶劣，暴露出问题的严重性及典型性，都
无不使他感到触目惊心！
于是他迅速改变了采访计划，顶着一连串的压力和干
扰，深入到纪王场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把事件的真相写成
一篇“大内参”，发往北京的新华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
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态清
样》上。
当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
打来的电话，不禁呆住了。在这之前，无论是阜阳行署还是
利辛县政府，都没有将这件事汇报上来，再说，上面打来这
样急迫的电话，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历史上还从来没遇到
过。
陈俊生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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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
理情况怎么样了？”
这事根本不知道，自然无法回答。那边，陈俊生马上又
说：“处理情况随时告诉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都对这事批
了字，十分重视，我在这里随时等候你们的电话。”
接着，陈俊生不仅留下自己办公室和住宅的电话号码，
还把他在中南海内部的“红机号码”也提供出来；因为他当
时正在一个会议上，并把他在会议期间的具体联系方法也作
了说明。
透过这一串电话号码，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深知案
情的重大，同有关领导联系过后，就把电文发给了阜阳地委
和行署。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这时才知道，纪王场乡的这件事
“漏子捅大了”。他很清楚，丁作明的死如果与“农民负担”
有个因果关系，这问题就大了，纪王场乡党委政府有关的领
导将会被追究责任，县委也难脱干系。虽然他调到利辛工作
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也才一个月，许多情况还不是太了解，
按说他在这件事情上所能承担的充其量不过是“领导责任”，
但接到省里发来的紧急电文后，他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思想
一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他不希望这件事给自己带来什么
麻烦，或是说，不希望因为利辛这件事影响到安徽的形象。
一九九一年大水以来，外地人都把安徽人当作“灾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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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作明一案的真相再传出去，安徽的农村还成了个什么样
子？如此触目惊心的事情发生在利辛，作为利辛县委书记，
他还有什么面子？
当然，戴文虎并不知道，就在丁作明的案件发生前不久，
四川省峨眉山下的仁寿县，也是因为农民负担太重，引发了
上万人大规模地上访，农民与警察发生了剧烈的冲突，愤怒
的农民竟烧了警车。这事已使中央领导为之忧虑；紧接着，
安徽这边就死了人，自然就格外关注安徽对这事的处理情
况，不希望由此引发出更大的事端来。
利辛县委书记戴文虎想得很多，但他最后还是采取了当
今大家都早已熟习了的办法：报喜不报忧，息事宁人。他认
为只要不把丁作明的死与“农民负担”扯到一起，剩下的，
一切事情都好办。
在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利辛县委、县政府就向省委、
省政府写出报告：丁作明的死，纯粹是由一般的民事纠纷引
发的，与农民负担无关。
戴文虎绝然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抱有侥幸的回复，竟断
送了自己本该拥有的锦绣前程。
安徽省委、省政府希望看到的，当然也是“与农民负担
无关”的结论。回复的电话当即打给了陈俊生。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
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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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
还是安徽省在“欺骗中央”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
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陈俊生把问题交给新华社回答。
新华社接到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的电话后，觉得事有蹊
跷。因为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的调查文章写得已经十分具体
了，那些事实不可能是坐在办公室凭空捏造得出来的。但为
慎重起见，还是把陈俊生的电话内容及安徽省报上来的意
见，一并通知了安徽分社。
现场采访和处理稿件一向认真严谨的孔祥迎，看到了安
徽省对“丁作明案件”所作的调查结论，十分意外。他感到
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徽的这种结论，无疑是对他了解
到的事实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他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安徽分社回答总社的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
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
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
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
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
中央联合调查组一杆子插到了案发现场，这使得安徽省
阜阳地区及利辛县三级党委政府有关领导都大出意外。
调查组首先对丁作明的家人进行了慰问，然后就同路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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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村民们见面、开座谈会。可以看出，调查组的调查范围
显然没有也囿于一个路营村，还扩大到了附近的黄楼和彦
庄。调查时，不让地方干部陪同，并对被调查人实施政治上
的保护，于是乎，周边的村民们也纷纷找上门，向调查组反
映实情。
于是，京城下来了“包青天”，“微服私访”的消息立马
传遍了利辛县。
二000 年十月三十%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