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歌者苦涩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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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纪录片《歌者》的导演王云龙而言，拍摄张启秀绝非偶然。这位原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是王云龙再熟悉不过的人了，“她曾经是我的声乐教员。她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在王云龙的回忆里，张启秀是一位偶像级的师长。歌唱得很好，长得又是公认的漂亮，人很和蔼，很有人格魅力，善良，体贴，照顾人。当地的边防战士都很喜欢她，每次她出场唱歌时都会被要求一次又一次地返场。“周恩来、陈毅都很看中张启秀的才华，每次从云南出境时都会点名要张启秀主持、唱歌或者伴舞。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里，电台里常常会播放张启秀的个人演唱会，一放就是一个多小时，比如她唱的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红色娘子军》的几首主题歌等。当时的她红得很。”
　　就是这样一位受到大家尊重和爱戴的文艺工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错划为“阶级敌人”、“五类分子”，被剥夺了军装，赶下舞台，武装押送到南涧彝族自治县小瓦折村，进行劳动改造。在那里，为了能活下去，她和比她小九岁、也被打成“反革命”的吕忠甫结了婚。当她第一次怀上孩子临近分娩时，丈夫却被派到远处修水库去了。即将分娩时，她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任何人的关照，她只有自己挑水、自己烧水，自己给自己接生，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又不幸双双夭折；更惨的是，她的一个孩子的遗体被房东家的狗从山上叼回来在门口撕着吃，她伤心得昏死了过去。试问世间又有多少女人、多少母亲经历过这样的惨剧！
　　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师徒关系，使得王云龙了解张启秀所遭遇的一切。他目睹的一切使他耿耿于怀，以至于在他从事文艺工作的二十几年里始终不忘记要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他们的悲剧。他们中有些还活着，有些被逼疯了。“我想把他们都拍下来，但时间已经不多了。”王云龙不无焦急地对记者说。
　　王云龙上中央台报选题，准备拍摄张启秀时，她刚刚去世两个月，所以整部《歌者》几乎是由当事人身边人的回忆以及一些影像资料构成的。
　　事实上，二十年前，王云龙就有要把张启秀的经历写成书的想法。“当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从北京前来参加笔会的著名作家权延赤听时，他显然被强烈地震动了，他说，你必须用纪实文学的形式,写真时间真地点真人物真姓名真事情,这样来完成这个作品。”
　　接着，权延赤又热心地替王云龙联系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后者答应向他约一部20万字的纪实文学作品，写包括张启秀在内的一系列文艺工作者在文革的遭遇。然而，正当王云龙满心欢喜地接了任务，联系了张启秀和她丈夫打算开始深入采访时，却意外地遭到了他们的拒绝，理由是：“都已经过去了，伤口都结疤了，就别再去碰它了”。那时是八十年代初。王云龙说，虽然他们是这样答复的，但实际上，他们真正拒绝的原因却是害怕。不仅他们，他后来联系的不少当事人听说是要用真名真姓、真实地点写纪实文学时，都拒绝了。“他们都是惊弓之鸟呀。当年就是因为比较激进，结果就成了反党反人民。刚刚平反的他们哪里还敢说呢？”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回避是张启秀们不得已的选择。如今，张启秀们终于可以说出积压在心中几十年的郁闷。而王云龙也终于可以圆他二十年前就想完成的志愿了。
　　“从来没有一个片子像这部《歌者》一样，让我们所有的创作人员感动得一次次流泪。”王云龙回忆起拍摄过程时这样对记者说。比如当张启秀一个人从下放地回来，文工团不让她回，于是只能租了一间民房住下，没有收入又怀了孩子的她只能今天跑这家，明天跑那家，希望那些过去的朋友可以帮忙度过一天天的艰苦日子。王云龙说自己流泪了：“她曾经是怎样一个光彩照人的明星啊，那么地受人景仰，才华四溢，可六年下放劳动回来后的她，却已经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全没半点当年的风采，浮肿，虚弱，而且只能靠乞讨过活，她是彻底被文革打垮的呀。”
　　当张启秀的儿子回忆起曾经因为父母下地工作没空照料他，不得已只有将他和家中的羊羔圈在一起生活时，王云龙哭了。“对张启秀一家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而是具体到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悲惨的遭遇。”
　　在王云龙看来，只要我们不去面对，恐怕还有很多眼泪要流，因为这些灾难都是人加害人的，它们都是由具体的人来做的。然而可悲的就是，在采访和拍摄的过程中，有些当事人逃得远远的，有些人推说不知道，还有些人在电话里就一句“不要来问我，与我没关系。”就把他打发了。“真正愿意反思的人不多，尤其是伤害过他人的人。一切都往政策上推，就使得一大批人不做良心上的自我谴责。”王云龙略带失望地说。
　　（王宝梅摘自11月13日《新闻晨报》作者刘燕马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