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谶语一直是个神秘而且有用的东西。谶，即预言。通常是用一些隐晦的游移不定的话来预测未来的事件，如果还加上图像，就叫图谶，对谶的系统性解释，则为谶纬。每到一个王朝衰败的时候，就会有谶语出现，并或多或少地发挥作用。
　　史料中最早的谶纬或许就是秦始皇时，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亡秦者胡也”，搞得始皇帝龙心不悦，派出大将蒙恬北击胡人，并修建了万里长城，可他却不曾想到，自己还有个叫胡亥的倒霉孩子。
　　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靠的就是在鲤鱼肚子里塞布条，还有吴广装成狐狸在草丛里喊“大楚兴，陈胜王”，现在看起来非常小儿科，在当时，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刘邦玩的也是这一套，斩白蛇之类“壮举”，很可能是刘邦发迹后，吹鼓手系统炮制的“神话”——这位天子出身寒微，在那个讲究门第的时代，实在拿不出手。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这位第一个布衣天子不得不弄些神神怪怪，连老爹都不承认是亲的，这种骨子里的自卑感影响了汉帝国的精神。
　　就在这个神神怪怪的朝代，一句宣告它灭亡的谶语登场了——“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谶语的意思很明白，是说汉王朝气数已尽，注定要有新的代替它；而代它的“当涂高”却很费解了，什么意思呢？是人名还是隐语呢？谁是“当涂高”呢？于是就有人费尽心思去猜测。
　　一般来说，谶语通常在“国将不国”时才会流行，这也并不奇怪，“国将亡，听于神”，凡到国破家亡，必多奇奇怪怪。然而“当涂高”却有点特别，至少汉武帝时（正是汉朝的鼎盛期）就传的沸沸扬扬了。《太平御览》引古代野史，记载了刘彻死前的“天鹅绝唱”：
　　行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乃自作《秋风》辞，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 “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过听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
　　但是除了吓唬了汉武帝一下，这句谶语并没有立竿见影地起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汉朝一时还“代”不了，同时，好多竞争者已经神秘地流行起来了。
　　早在汉昭帝的时候，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稀奇古怪的现象，比如枯死倒地的树又再次立起来继续生长，有虫子吃树叶吃成五个字：“公孙病己立。”
　　有一位叫眭弘的儒生据此上书昭帝：
　　“我的老师董仲舒说了，做皇帝也要讲究天命，没天命的人，就算继承皇位，也是坐不稳的。现在到处是神奇的景象，看样子是有平民百姓要做皇帝，您的位置虽然是合法继承的，但恐怕也该交给别人了。建议您号令天下，寻找一个适合代替您的人，把皇位让给他，您就找块地方养老，不是很好吗？”
　　这位眭弘真是勇气可嘉，连公孙是谁都没闹清楚，就敢叫皇帝去养老——要知道，当朝天子还是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真可谓“苟利国家生死以”了，可是换来的结果却是杀头。
　　昭帝活了没多久死了，换了个新的，刚过了个把月，就让大臣们退了货——这一位连几个月的样子都装不得，也确实是个“伪劣”。找来找去，终于找到原太子的一位遗孙（应了“公孙”了吧）——猜猜他叫什么名字？刘病己。
　　这个灵得要命的谶语，或许是宣帝即位后好事者编造的，是否出自当权者的授意不得而知。但既然谶语有这样大的力量，当权者自然也会意识到这是“一场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于是，在皇上的暗示下，各地纷纷上报祥瑞出现，什么凤凰、麒麟、嘉禾……遍地开花。但是，西汉政权还是一天一天地腐烂下去。
　　这时，王莽出现了。王莽是个大奸臣、改革家，或是个泥古不化的书呆子？从古至今，人们一直争论不休，但有一点可以定论：他是一位懂得利用谶纬的天才。
　　篡位前夕，他是“假（代理）皇帝”，为了做真皇帝，就利用谶纬大造舆论，开始制造符命。一时间，各地的预言雪片一般呈上来。王莽说实在没办法呀，都是老天逼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我只好难为自己一把了。于是堂堂正正地篡位了。
　　奇怪的是，王莽并没提到这一句“代汉者，当涂高也”，也许是他创造的奇迹实在太多，把这句话掩埋掉了，也许是他到了也没找到有利的解释方法，也许是这个大“谶纬艺术家”觉得自己的作品更“到位”。
　　可是，王莽没想到，别人也会拿这个对付他。
　　当时天下大乱，刘秀在南阳倒卖粮食，李通游说他起兵：“图谶上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这不正应在咱哥俩身上吗？现在天下这么乱，谁有预言谁就能赢。” 刘秀一听不错，就拉起一支队伍，最后统一全国。在刘秀登基的布告中，还像模像样地引用了谶纬“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话前后重复，明明已经指名道姓了，后面又来个“卯金”，显见的水平不高，可这么拙劣低级的字谜也拿来说事，刘秀对谶纬真是重视，后来有个大臣就因为说了句“臣不识谶”，差点让刘秀砍了头。
　　信这一套的不止刘秀一个，等了这么久，“当涂高”总算要大显身手了。
　　
　　 就在刘秀东征西讨的同时，王莽任命的导江郡（蜀郡）郡长（年正）公孙述也割据了四川。
　　本来，公孙述是个不错的基层领导干部，放在太平盛世，也许终其一生，也就是个颇有才干的循吏。玄汉一伙（绿林军）起事时，公孙述还派人迎接。可是“绿林大学”的同学们实在不像样，部队简直跟土匪一样，横暴格掠，无所不为。公孙述召集郡中一些豪杰壮士说：“天下人不堪新朝迫害，一直怀念汉王朝治下的日子。所以一听说汉朝的将军驾到，奔走相告，到道路上迎接。而今又如何？人民无罪，妻子儿女却受到凌辱。他们根本不是义军，而是强盗。”
　　 于是，公孙述派人假冒玄汉政府的钦差大臣，任命自己当辅汉将军，兼蜀郡太守，更兼益州牧，颁发印信。在取得公开的官位之后，公孙述起兵把那些“绿林大学”的“起义强盗”都剿灭了，吞并他们的部队。
　　这时候，公孙述看明白了：与其你篡夺，不如我篡夺。于是干脆和玄汉政府翻脸，派兵击败前来“夺取胜利果实”的玄汉官员，自己作了蜀王，建都成都。因为保境安民，一时很受当时汉人和蛮族的拥戴。他也很有一套，“政治严刻，民不为非。”
　　 就在刘秀在河北称帝的那一年——建武元年（公元二五年），公孙述做了一个怪梦，梦中有人告诉他：“公孙十二为期。”
　　梦醒之后，公孙述想不明白，这时什么意思呢？是说他的王朝可以延续十二代？还是十二年？他确定不下，就把这话告诉他妻子。这位公孙太太也没弄懂，但她是个敢于“过把瘾就死”的妙人，说：“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乎？”
　　碰巧在这时，祥瑞出现：“夏四月龙出府殿前”，我们不知道，这是自然现象还是真的神灵现身，或者是什么人搞的花样，反正公孙述认为现在自己称帝的条件已经很充分了。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成，年号龙兴。因为王莽的新朝尚黄，他就尚白（他因此被称为“白帝”---因为李白那首《朝发白帝城》，加之刘备托孤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有个白帝城，但却未必知道“白帝”是个什么人物）。
　　
　　刚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刘秀见西方出了个竞争者，马上有所动作。但是他还要先解决盘踞陇右的隗嚣，一时够不到公孙述，还是以舆论攻心为主，写信劝公孙述不要看不清形势。公孙述给刘秀也写了封信，把自己受命于天的种种证据一并写了上去，大概是希望刘秀和他“相互承认”吧。从后来刘秀的回信看，其中就有这句“当涂高”。
　　于是两位皇帝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玄学辩论，刘秀回信给公孙述，不是谈大道理，而是从批驳公孙述的谶纬入手：
　　 “图谶上说的‘公孙病己立’，指的是宣帝（刘病已）不是阁下您。另外一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说的是代替汉王朝的人是‘当涂高’，阁下难道是‘高’？而阁下又认为你的奇异掌纹，是一项祥瑞（《后汉书》说，公孙述在手掌上刻文：“公孙帝”）。其实这不过是王莽那一套把戏，岂可以仿效？阁下并不是我的乱臣贼子，只不过仓卒之间，人人都想当君王而已。阁下年纪已老，儿女还小，不能帮助你，应该早日决定。最高的神圣宝座，纯用人力，争不到手，请三思而行！”最后一句的意思是：我手里的谶语，才是“天命所归”的真家伙。
　　刘秀真客气，信封上写：“公孙皇帝。”公孙述拒不答复。
　　
　　 事情明摆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他跟刘秀这两位都“受命于天”的天子总要见个输赢。既然不能以理服人，只好用拳头说话了。
　　刘秀因为忙着扫平中原，一时也顾不到他。公孙述的骑都尉荆邯建议抓住时机，采取主动：
　　 “而今，刘秀专心在东方扫荡群雄，等到把别家势力一一扫平，陛下仅以梁州（古梁州，包括今四川省及陕西省南部）的财富，对内奉养皇帝、皇宫、皇族，对外供应武装部队。人民负担过重，愁苦悲哀，无法活命，恐怕发生王莽那种自己垮台的局面。应该乘着天下仍在混乱，英雄豪杰仍野心勃勃，可以罗致招请的时候，出动精兵，控制长江的上游，倚靠巫山的险要，严密防守。号召故吴、楚人民，则长沙以南土地，必然望风来降。再派大军从汉中郡出发北上，平定三辅，则天水、陇西二郡，自然臣服。如果这样的话，将引起天下震动，才可以开创有利形势。”（近200年后，诸葛亮提出了几乎同样的战略构想，即著名的《隆中对》）
　　公孙述认为荆邯有理，打算动员所有部队，命延岑、田戎分别率领，两路出击。可是老弟公孙光和大臣们一致认为：不应该倾全国之力，用到千里之外，以求一决胜负。公孙述耳朵软，于是作罢。延岑、田戎也了解不是久安之局，要求拨付给他们部分兵力，准他们立功。可是公孙述始终疑虑，不能接受。尽管几年后他也派出军队东进，但力度不够，最终被汉军击败。
　　他不往外打，汉军却要往里进了。公元三五年，东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大司马吴汉、诛虏将军刘隆等在荆门会师，击败成家军攻势。然后马上转守为攻；与此同时，东汉外交使节中郎将来歙也变成了分谴军司令，兵分两路，进攻公孙述。
　　
　　　有一点刘秀是说对了，公孙述与王莽不止“迷信”这一点像，他们都是个性苛刻，察于小事，勇于杀人而不见大体的人。公孙述虽已当了皇帝，但事事都要亲自处理，连最细小的地方也要过问，跟他当初当清水县长时一样。公孙述下诏废除铜钱，改用铁钱。货币制度破坏，交易停顿，人民苦不堪言。跟王莽一样，他也热衷于改易郡县官名。因为年轻时当过汉朝宫廷禁卫官，他对西汉王朝制度十分熟悉，所以当了皇帝后，立刻摆出架势，出入宫门，都用“法驾”（“法驾”，即天子卫队。御车四十多辆，以及各式各样旗帜，由首都市长、首都县长、首都警备区司令，作为前导，成风凛凛），大旗上绣着凤鸟、骑兵的枪杆上都挂着牦牛尾。又立其两子为王，把健为、广汉两郡，划给他们作为封国。大臣们规劝他说：“事情成败，还不能预料，战士们沙场上血战，还没有封赏，竟然先封儿子当王，表示陛下并没有更大的志向，也会伤害战士们的心。”公孙述不听。与王莽一样，公孙述也只相信自家人，成家政府中，“唯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所以，战场上屡战屡败也就不奇怪了。
　　　　谈不拢，打不赢，公孙述开始发狠，派遣刺客连续刺杀了刘秀的大将来歙和统帅岑彭。可是这并没能让他喘息多久，第二年，汉军统帅换成了杀人如麻的大司马吴汉，成军连吃败仗，“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
　　到了这个时候，刘秀还是希望和平解决——他一定觉得，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可能拒绝他的条件。于是再一次给公孙述下诏，告诉他：不要以来歙、岑彭受害自疑。只要马上投降，则家族完全；如果一味死抗，“委肉虎口”——非要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就只有灭亡了。诏书很有些推心置腹的意思：将帅疲倦，吏士思归，谁都不愿意长期相持下去。我给你下诏书的耐心不是无限的，你要抓住机会。只要你投降，“朕不食言。”公孙述还是那句话：“自古来有降天子乎？”
　　　　九月，汉军又破斩成军大司徒谢丰、执金吾袁吉，将成都包围。到了这份上，公孙述大概也知道“当涂高”救不了自己了，问延岑：“事当奈何？“延岑说：“男儿当死中求生，怎么能坐以待毙！都这时候了，您也别那么爱财了。“公孙述总算大方起来，重金招募敢死士五千余人，与汉军作殊死战。这一仗打得还真漂亮，汉军统帅吴汉被赶下了水，几乎喂了鱼鳖。
　　　　胜利重新鼓起了公孙述的信心，他再次集结所有人马，主动出击。但是，这一次，好运气背弃了他。战斗从早晨持续到中午，他的军队渐渐支持不住了。吴汉趁势打出王牌——他的突击骑兵，述兵大乱，公孙述被一支锋利的长戟刺穿了胸膛，摔下马来。
　　 　关于公孙述的结局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被部下救回城中，于半夜死去；另一种是他当时就死了，并被汉军割去了脑袋。但这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他成为被这个预言毁灭的第一个人，但却不是最后一个。
　　 这一年，正好是公孙述称帝的第十二年。
　　
　　公孙述之死，还只是这句谶语上演的乐章的前奏。过了100多年，华采部分终于到来了。
　　东汉末年，自从黄巾起义，继之董卓弄权，东汉王朝势成瓦解，群雄并起，“代汉者，当涂高也。”再一次焕发活力。
　　首先认为自己是“当涂高”的是那个无才寡德而又自命不凡的袁术。
　　《三国演义》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军　曹孟德会合三将”写道：
　　　　却说袁术在淮南，地广粮多，又有孙策所质玉玺，遂思僭称帝号；大会群下议曰：“昔汉高祖不过泗上一亭长，而有天下；今历年四百，气数已尽，海内鼎沸。吾家四世三公，百姓所归；吾效应天顺人，正位九五。尔众人以为何如？”主簿阎象曰：“不可。昔周后稷积德累功，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以服事殷。明公家世虽贵，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此事决不可行。”术怒曰：“吾袁姓出于陈。陈乃大舜之后。以土承火，正应其运。又谶云：代汉者，当涂高也。吾字公路，正应其谶。又有传国玉玺。若不为君，背天道也。吾意已决，多言者斩！”遂建号仲氏，立台省等官，乘龙凤辇，祀南北郊，立冯方女为后，立子为东宫。
　　《三国志》的记载差不多：
　　兴平二年冬，天子败于曹阳。术会群下谓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觿莫敢对。主簿阎象进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术嘿然不悦。用河内张裨之符命，遂僭号。以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
　　 典略曰：术以袁姓出陈，陈，舜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汉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乃建号称仲氏。
　　
　　袁术和袁绍是异母兄弟，他们的高祖袁安，官至司徒；安之子袁敞官至司空；孙袁汤官至太尉；曾孙袁逢、袁隗，都位至三公（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四世三公”。还有一种说法是“四世五公”，这是按人头算的，即“四世”一共出了“五位三公”，两种说法不矛盾），所以袁术、袁绍门第之高，无人能比。而袁绍因为从小被过继给大伯家（这一家的官没有本家大），所以，“根红苗正”的，只有袁术。
　　这句谶语袁术大概很早就知道了，他是汉朝的将军，眼见着王朝气数已尽，总觉得该轮到自己了。后来讨伐董卓时，孙坚在长安得到传国玉玺，孙坚一死，他把孙妻拘留起来，逼她交出玉玺。
　　玉玺有了，于是，“四世三公”的这位袁大人诠释这条谶语就是指他袁术：我袁氏，盖出于舜帝苗裔陈胡公一系，正好是继承汉朝“火德”的“土德”；我又名术，字公路，正应此谶也。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建安二年，他便不顾几乎所有人的反对，在寿春设置公卿百官，郊祭天地，自称“仲家”，自说自话地作起皇帝来了。
　　可是这位袁大人，却是历史上最穷的一位皇帝，他偏偏又是奢侈惯了的公子哥，登位之后，“荒侈滋甚，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粱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闲空尽，人民相食。”
　　他治下那寥寥几个郡，哪里禁得住他如此穷奢极欲的折腾。这样的“帝国”，也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军队，“前为吕布所破，后为太祖（曹操）所败”。没过多久他就过不下去了，跑到部下雷薄、陈兰那里打秋风，又被拒之门外。他无法可想，只好带着玉玺，投奔那个他一向看不上的哥哥袁绍。半路又被曹操派刘备堵截回来，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袁术失败以后，又一个捡起这句谶语的是曹丕。
　　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篡汉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有个叫许芝的太史丞就引用谶语，说：“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原来古代的宫殿前面通常都建有两个高大的台，台上又有楼观，在两台之间留个空阙的地方，这种建筑就叫阙、双阙或魏阙，后来成为朝廷的代名词（即所谓“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当涂而高”正是这个东西，于是就证明以魏代汉，正是“天意”了。
　　于是曹丕仿效王莽逼迫汉献帝禅位，堂而皇之做了魏文帝。
　　意得志满之际，曹丕却想不到“黄雀在后”：过了几十年，就有人玩起了“步步高”。这就是那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他曾被曹魏封为高都侯，当时的一些马屁精就解释说了：高都者，正应代汉之当涂高也。加上司马昭后来又成了“晋公”、“晋王”，“高都”再“晋”一步，那不表明比魏阙更高吗？
　　有个小问题，司马氏代的是“魏”，不是“汉”，不过这也好解决，一来，魏国祚不长，可以忽略不计；二来，总算还有个蜀汉撑着汉朝的局面，魏也不能说完全代了汉。最后一统三国的还是司马氏的“晋”。
　　到了这个时候，“当涂高”的历史作用应该结束了吧？可是就是这么怪，还有人觉得自己应该有份，这恐怕只能解释为这句含糊其词的谶语的杀伤力还没释放干净，或者人的贪欲和愚蠢还没表现充分。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幽州都督王浚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企图谋反篡位。为什么呢？他以为自己正是“当涂高”——他老爹王沈（这位王沈有两件主要事迹：其一，他是《三国志》中的魏书的编著者，其二，他就是那个背叛曹髦跑去向司马昭告密的侍中。）的字“处道”中有这个意思。他好像忘了，自己做的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官，以及在这个朝代，“当涂高”还管不管用。
　　石勒闻讯，觉得机会送上门来。他打王浚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王浚势力强大，一时难以得手。他决定好好利用王浚的发昏，于是派门客王子春带了大量珍珠宝物，敬献王浚。并写信向王浚表示：现在社稷衰败，中原无主，只有你威震天下，有资格称帝。还把王浚比做“天地父母“。说得王浚心里喜滋滋的，信以为真。正在这时，王浚部将游统谋叛王浚，想找石勒做靠山，石勒却杀了游统，将游统首级送给王浚。这一着，使王浚对石勒绝对放心了。
　　 公元314年，石勒探听到幽州遭受水灾，老百姓没有粮食，王浚不顾百姓生死，苛捐杂税，有增无减，闹得民怨沸腾，军心浮动。石勒见时机成熟，亲自率领部队奇袭幽州。
　　这年4月，石勒的部队到了幽州城，王浚部下得到消息，连忙发出警告。可王浚还在做梦，以为“石公来，正欲奉戴我耳“，硬是不让抵抗，甚至下令：“敢言击者斩。“等到石勒军开进城来，他才觉得势头不对，可到了这个时候，他也只能打转了。被石勒捉拿时，王浚痛心疾首：我对你不错，你怎么能这样？石勒也跟他逗闷子：晋朝对你不错，你怎么能这样？
　　王浚身首异处，美梦成了泡影——连带着，西晋王朝在北方的最后据点也消失了。
　　
　　“代汉者，当涂高也。”流传了三百多年，无数的人为了它人头落地，公孙述、袁术、王浚之流，只是其中最不值得同情的（真正倒霉的，还是那些无辜的老百姓）。其实，谶语不过是些游移不定的东西，随你怎么解释都可以，问题是在于谁有解释的权力。
　　尽管早有“以史为鉴”的老话，谶语这类东西，还是在中国历史长存不衰。“推背图”、“烧饼歌”等等，都“火”过不止一阵。皇帝不好当，但很多人都想当，只要这个“局”还在，这类神神道道的把戏，就没有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