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专栏:怎么看待钱伟长的“破格入清华”？
类别:时事评论 浏览量:170 版次:AA31 版名:个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05
作者:尤小立

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去世，80年前钱老“破格”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轶事作为人们反思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一面镜子，重新被提起。(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931年，钱伟长报考国立清华大学，中文和历史各得了100分，但数理化和英文加起来才25分，物理更是只考了可怜的5分。但出于理工报国的强烈意愿，钱伟长坚决要求进清华物理系，当时清华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答应，钱伟长在物理系试读一年，结果成就了一位未来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中国力学学科的一位重要的奠基人。

以现有的大学录取标准和方式，钱先生的分数连专科恐怕都够不上，何况是名牌大学清华。如果因此而认为，大学从今往后，就应该以“偏才”和“怪才”为招收对象，也未免矫枉过正了。

其实，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与当下中国的大学有着太多的不同。首先是理念。那时的大学是“学术本位”的，以“通才教育”相提倡，并且分步实施，力求全面发挥教育的功能，用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话说，便是大学“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大学一解》)。而当下中国大学，虽高喊“与国际接轨”，却在把大学变成职业技术学院或职业培训中心。“与国际接轨”的项目不是人家秉承的核心或者说基础———“育人”，而是将教学过程转化成生产配给线，以流水作业的方式生产产品。学生成了可以立即上工厂流水线的标准件，与“通才教育”所提倡的完善人格已经渐行渐远。“服务社会”的目标也惟有迎合，毫无引领社会、做社会表率的责任感和诉求。

其次是机制。那时的清华大学实行的是“教授治校”，学校遇上大事，一般是由“教授会”来裁决。但像在招收个别学生的问题上，其灵活性也相当大。物理成绩只有5分的钱伟长进入物理系就是由系主任吴有训个人拍板，并且规定了硬性的指标。他明言在先，如钱伟长学习一年后，数理化成绩达不到70分，便会被退回中文系。关键是，在当时的大学和学术界，个人声誉和信誉为教授们十分看重，视同生命。反观当下中国大学，表面上大事都是经由校党政联席会议开会“集体协商”决定，甚至采取无记名投票的“科学程序”方式来决策，，实则在操作上起决定性的作用是人为因素——— 开会时往往某位主要领导的一句肯定或者否定的话就会决定政策的走向。

再次，也许最重要的是，彼时的大学相对单纯的环境造就的反而是有丰富情感、健全人格和精气神兼具的师生。而当下中国大学，与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过于接近，大学整体上早已失去了荣誉感，更没有超拔社会的勇气和自信，只能自甘于社会的附庸。而体制造成的长期“服从”式的领导方式，已经让大学负责人变得缺乏主动性。而在真正需要自主时，滥用主动性，甚至胆子大得没有边际。这两个极端的表现，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可能体现出大学教育固有的精神和本质。(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当年，吴有训让钱伟长在物理系试读，没有人怀疑过他是在买钱穆的面子，为著名文史教授钱穆的侄儿走后门。因为他有精神气质摆在那儿，由不得你去想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从根本上说，这乃是当时的大学教授用自身的精神气质和学术成果树立起的社会形象在起作用。
当下的中国大学，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双重缺失，要么拒“偏才”、“怪才”于千里之外，要么偶尔出现一两次“破格”招收的情况，便会引发诸如校方大力宣传，媒体广泛关注，社会轰动一时。待校方“秀”过一把后，社会热闹一回，追求的仍旧是数量和体量，依旧在简单地迎合社会中不断地被社会化、世俗化。因此，只要现有的体制和机制没有任何合理的转变，大学改革就仍是一种理想。
当然，虽然招收“偏才”、“怪才”在哪个时代都只能是“例外”性的，但是，任何时代都必须有这样的“例外”，才能保证人才辈出、掬水可溢的局面出现，也才能体现出大学之为大学的容量和大学存在的价值。
(作者系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