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从这个新社会呀，解放以后，我爸爸感触最深，是最大的翻身户。因为你看尽管在旧社会（19）48年、47年那时侯，就是红了，没挣过大钱，一直也就受这个封建把头啊什么的剥削。在过去呢，这个相声也不攒底，杂耍儿这个行业——曲艺呀，主角儿都是京韵大鼓，什么林红玉呀、小彩舞啊……这些老人儿吧，他们这个……白云鹏啊、刘宝全啊，京韵攒底，最好的相声——“倒二”。后来可能是侯宝林改变的这个，因为效果好，相声攒底了。在老年间没有，再好的相声你也是“倒二”，这“倒二”虽然说跟“底”就差着一个名次，那钱可就差多了，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事儿了。按我们老爷子说话，“我那年傍白云鹏如何如何”，“我那年傍刘宝全如何如何”，这叫“傍”，“傍角儿的”——“里子”。实际咱又不跟他一个节目，他唱他的京韵，咱说咱的相声，你这叫“傍角儿的”。所以在旧社会，没得过好。

　　他解放以后呢，就翻身，彻底翻身了，这里头政府挺重视。那时侯政协委员啦，文艺工会副主席啦，曲艺团副团长啊，都是他的了。在政治上啊热情，有一种报恩思想，所以解放以后（19）50年吧，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第一届慰问团是北京的，那时侯我父亲就要求：“第一个我去！”，但是第一批没轮上，是侯宝林啊、小蘑菇他们——甭管为什么——他们。天津呢就是第二届，那时侯我记得我爸爸去时候我妈哭，它危险啊！炮火连天啊，家庭妇女嘛，他是一家之主，这要没了这家——我们家八个孩子，加上马敬伯，九个孩子，那生活怎么办？但是我父亲还是去，而且不是一趟，去上是一年半载啊是仨月五个月我不记得了，回来以后又歇一段儿又去一趟，一共去了三趟，停战以后可能又去了，去过三趟。在那儿摸爬滚打，又长一身虱子，满不顾啊，在这方面他是一种报恩思想。包括现在文革以后，他又焕发了这种报恩思想。艺术上他没有伙伴，没有捧哏的了，就和让王凤山，王凤山是唱快板的，他没说过相声，但是他一字一句教给他。王凤山过世以后自己还要演，就编了大量的小段，小笑话，而且呢，也可以说脍炙人口，像什么《逗你玩儿》啊，小孩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激发的他这种力量，他不走穴，不争名不得利，只要是包括一些社会活动，比如说吧，公安局需要一些名人，去维持治安，这也是一种效益吧，戴上个箍，红箍，治安员，在他们家大门口那儿，大马路上维持交通秩序。一找他，“我干！”慰问干警那演出那就是几乎不断，一年到头老有。后来因为什么，因为往马路上一站，围的人倒影响了交通秩序了，结果“您别来了”。属于社会公益活动的，为政府办事的，绝对责无旁贷，甚至身体不好，他也演，他也干，就包括我母亲眼看就要过世，他在家帮着伺候着，大夫抢救，今天晚上有演出，他还演去了。演完回来以后，老婆儿没了，到家就等于没见着面儿，见面人死了。

　　一个相声演员，这一辈子，要是能够……这合作伙伴搭伙啊，合作啊，一个人由始至终，几乎没有。像比较长的，像高英培，范振钰，搭伙四十年——当然最后还是散了——那就很不简单了。在我印象里头，我父亲这一辈子搭过的伙，临时伙不算，正式搭几年以上的，大体上可以分这么几位，就是刘奎珍、耿宝林、侯一尘、张庆森、赵佩茹、王凤山，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刘奎珍、耿宝林那时候，就是刚才我说的，属于这一拨儿人都在一块儿，青年时期，正在磨练的时期，今儿个我给你捧，你给我捧，比较合作长点的，就这两位。后来呢，就是侯一尘了，侯一尘相貌好，胖，剃一光头，口音也好听，他给老爷子捧，艺术上崭露头角了，到北京一炮打响，那时候就是侯一尘。后来也是散了，他呢跳到别的园子去了。以后就搭上张庆森，张庆森呢完全是老爷子一口一口喂的，基本上，除了他的天赋条件以外，没有什么他个人的东西，是一个好捧哏的。

　　真正好捧哏的你应当有你自己的东西。所谓捧，就是两个手捧，托着这逗哏的。逗哏的在那儿演，你在那儿既代表观众又是演员，他是双重的身份。他能够烘托气氛，补这逗哏的不足。所以谓能做到这点的，就不要说是你说那段我都会，我都能给你接上来，亘古一人，就是赵佩茹。为什么赵佩茹他作为捧哏的，他在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一定级，他就定为四级，那个时候分十六级，演员级十六级，六级以上为高知，一般来说，就是能够攒底，能够担纲的主要演员，像什么常宝霆啊，小岚云啊，小彩舞啊，这些人，我们老爷子，都在三级、四级。一级、二级最早没有，反右以后有了二级了，小彩舞二级，我们老爷子降为七级，那是另一回事了。就说最早凭艺术定级，赵佩茹定为四级，那时候李润杰，十级都不止，十一级甚至于，一来时候他六十多块钱，七十多块钱，赵佩茹二百二十四。说“艺压当行人”，你要没能耐，你凭什么定二百二十四？一般的捧哏的，一百一十一块五，他二百二十四，可是没有人咬，“他这不合理”，没有。就说他的艺术，值！他值这个四级演员。他尽管是捧哏，他没傍过次角，侯宝林、小蘑菇、我们老爷子，他正式搭伙，这一生就这仨人。他是个捧哏的，但是他能够给逗哏的说活。对所有的相声他都可以够去评头品足，而且他能够给你指出来，你究竟哪点不对，哪点好，哪点不好，哪点应当怎么努力，哪点根本不能用……他说的一般地都是很正确的。同行没有不服人家的。没有好逗哏的，他逗哏，他拉着李寿增，他逗。而且他的逗哏，那是……地道！绝对是规规矩矩，是老道。赵佩茹基本上跟我大爷是一种思想，比较保守，但是他那东西好，好以后呢，他就不改。他要求别人也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因为有我爸爸逗哏了，他就放弃了逗哏，他就专心捧哏了。他能逗哏，他能说单口，他能说评书，他能当艺术指导。他这样的捧哏大家我估计是空前绝后了。也许，将来还能有，反正按当代中国说相声的捧哏，超过赵佩如的……甭说超过，接近他的可以说是没有。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过世，我们老爷子相当难过。尽管从交情上不比张庆森深，但在艺术上是一大损失。

　　我呢，从小接触文艺界……具体说吧，就是曲艺、相声。但是我不是从小干这个相声。我最小的时候喜欢听京剧。可以说我小时候的钱没买过零食。那时候家大人给钱很少呀，给几分。在以前吧，给几百块钱，就是几分钱。我小时候100 块钱就是一分钱，1000块钱就是一毛钱。给100 块钱买零食去，钱都存起来，听戏去。上至马连良、梅兰芳这些大师级的艺术家我都听过，就爱这个。可是听戏呢，是花钱听。听相声呢，是白听。所以，听相声更多一点。听相声就是我哥哥马敬伯，在鸟市，天天在那说相声。我爸爸基本上是每天晚上都有相声。我只要闲下来，就上这两个地方听去。听这个还有好处——相声场子听不到一天的时候，钱下来了，有那破票呀，往一块粘，粘不上的，或者粘的挺乱的那个，也能花呀，“给你吧！”我就拿这一毛钱，出去买个煮梨，买点荸荠，买点糖豆……那时候小，也就是10岁以前吧，七八岁。我是艺人出身。1945年日本投降时生人，7 月份。今年我55岁了。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那录音，播放过。因为整天在相声场子里熏呀，像什么《十八愁绕口令》呀，有些笑话呀，小段呀，我也会说两段。当时，天津电台有个编辑叫陈洪凯，这人早过世了，他有时候“哎！你来一段！少儿节目……”也有的时候念点新段子，也播。上台也不怵。在小学毕业以后呢，没听大人的，没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就擅自报考天津戏曲学校……　现在叫艺术学校，过去叫戏曲学校，中专吧，就考那了。那时候没有京剧班，就是梆子班。梆子、评戏。我从小没听过梆子。“这梆子是怎么回事呀？”人家一听我是马三立的儿子，人家挺愿意要的，“梆子和京剧一样，是先有的梆子，后有的京剧，你学梆子基础更好……”反正就是希望我报考。因为我没有嗓子，嗓音条件不好，唱梆子、唱京剧都够呛。尤其是梆子，那个调太高。只能说呢，我喜欢武戏，像什么功架戏……《铁笼山》呐，《英雄义》呀，《艳阳楼》呀，这都是我从小爱的戏，我就奔这方向去的。考到戏校以后呢……因为咱家是搞幽默的，就让我归到“丑”组，三花脸。生、旦、净、末、丑，自然而然归“丑”组。在“丑”组学了一年吧，那时候的老先生，陶顺义呀，赵连祥还有王宾珍，这都是我的开蒙老师。学了几出小花脸戏，像什么，《女起解》呀，当然女起解是旦角第一啦，我是属于硬里子…后来就学什么……《定计化缘》、《阎王乐》、《教学》、《作文》呀……反正是学了这么几出戏。但是，总感觉力不从心，嗓子不行。

　　我那时候名利思想比较重，一排戏呢，旦角老师总让我“你往后站点……”，让我往后站点，“别挡着角儿……”。比如说《女起解》，我（演）崇公道，按那个“丑”行说，要熬到崇公道就不错了。还让我往边上点，往后点，我心里很不痛快。干脆我不唱小花脸了。我就改了大花脸了，就是“武行”的“摔打花”，我爱这个。因为我当时的“跟斗”不坏，“抢脸猫”、“克子”呀，“倒插虎”呀，什么披着靠，翻跟斗，耍大刀，这个活，我比较得意，我比较爱这样。虽然出一身汗吧，自己感觉很舒服，“傍角儿”的。虽然不是“角儿”，但是，头一场，我得坐当间儿，这也是想成“角儿”。但是，你要让我唱武生，我不够那条件，我只能干这个，硬里子，干了五年。那时候我基本上有搭班的条件了，差不多够个演员的水平了。一般的戏我都能演，我曾经演过《黄一刀》演姚刚，《白水滩》、《艳阳楼》都演过，这是我的正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