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问题很简单，暴露坏人的目的并非出于一种对别人内心世界的好奇，而应该是怎样才能对社

会更有利。在现代社会，如果我们无法一一辨明“好人”与“坏人”（至多我们只能通过辨明“好

事”与“坏事”来推断），那么不要急于给人定性，可以鼓励那些“坏人”出于假装好人的目的不

得不做好事，而且更重要的是不至于把一个本来不怎么坏的人逼成坏人（用博弈论的话说，就是预期

的自我实现：你认为对方是坏人，所以就处处对他坏，因为你对他“坏”，出于自卫，他不得不反击或

者做了对你不好的事，于是这刚好让你证明他果真是坏人。历史上，据说杨国忠为了证明安禄山要造反

，处处逼迫，终于向玄宗证明了这一点，但证明的时候恰恰也是自己因此丧命的时候，陪葬的还有唐王

朝）。在这个问题上更极端的做法是，想当然地根据出身把一个定为坏人，例如文革中的“黑五类”

，这实在是一种更大的“恶”。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应该有心理准备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能确认的恶行并加以惩罚的恶行总是少于

实际上被我们观察到的恶行，我们能观察到的恶行总是小于那些可能导致恶行的恶念的数量（用数学的

表达是：任何一个逻辑系统内，我们能严格证明为真的命题集合是所有真命题的真子集）。所以，我们

不得不在事前与事后、一类错误与二类错误之间做折衷。任何在这个问题上过于理想主义的做法不仅不可

能而且反而容易导致更大的灾难。所以现代人应该对极端主义保持警惕，不管这种极端注意是基于某种

道德的纯洁、宗教的正义与国家或者民族的利益而提出。

　　与此相关，当我们观察到“善行”的时候，不要轻易地为“善行”按上一个恶的动机。如果一个

人不违法，不做坏事，为什么要鄙视他不违法、不做坏事的动机？那怕那仅仅是出于对法律威慑的恐惧

。我记的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富翁子女不在身边，二十年来生活起居都由一个佣人照顾，临终前，他

要将所有的遗产都给这个佣人。旁人（也许包括他的儿子）都说这个佣人是盯着他的财产才这样照顾他的

，不是真心。但是富翁冷静地说：二十年的照顾，假的也是真的。“主人们”应该仔细想想，到底什

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孔子老早就说过，“观其言，察其行”，现代人更应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