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个人对于社会非常渺小，要想整个社会变的更美好，个人的贡献相当有限，即使是不可

一世的政治领袖与枭雄。“善”往往是千千万万人合作的结果。但是使社会变差，不需要任何特殊

的能力，一个普通人也可以也做到，例如水源投剧毒，将传染病传给别人，生产假药，如此等等。社

会因此遭受的损害要比个人从中得到的好处大的多。对于政治领袖而言，要使一个社会稳定进步10年

非常不容易，但是要使社会倒退50年，却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积于蛛丝，毁于泥沙”

，这种“成就”与“破坏”之间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物理规律的作用使然，极端的例子是杀死一个

人很容易，但是要死而复生很难，而且有时候根本就不可能，从有序到无序很容易，但从无序到某

种特定的秩序却很难，而且其中的变化不可逆。社会进步和财富创造需要众多个体有序的合作，但是

破坏却很简单），使得政治家常“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能避免“败事”的政治家就已经算不

错了）。所以，如果不是靠整个社会机制的力量，政治家个人想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这就是社会进步的艰难的原因。从博弈的角度看，在这个大博弈均衡的形成与变动，个体的作用非

常有限，有时候甚至希望渺茫。那些胸怀大志的人往往忍受不了这种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喜欢“浪漫

的革命”，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从陈胜吴广发出第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中国

农民革命了2000多年，今天农民的政治地位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反对的不是某种制度，而是反对某个

人或者某个朝代，如果我们改变的不是社会机制（权力结构与信息结构），而是改变掌权的人或集团

，那么再革命2000年，中国的农民的政治地位还是如此！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彼可

取而代之”，不改变制度只改变身份，这可能可以使某个弱势集团不再受压迫，而有另外一拨人成为

被压迫的对象；另外一种是通过改变制度，但是却不一定能迅速改变自己的现状。前者是高风险高收益

的行动，可以内部化个人收益，历代的农民革命多半如此；后者多半属于吃力不讨好的，短期内收

效甚微的行动，而且带有很强的外部性（很多人遇到路障的时候是绕行而不是选择去推开一点点）。

真正对社会进步有建设性意义的是后者，前者能改变个人的命运却不能改变社会的命运。所以我喜欢

朋友的一句话：“宁可十年不将一军，也不可一日不拱卒”。中国人正需要这种耐性与坚持。是的，

2000多年来，大的革命百年一次，小的革命不计其数，我们将军将了2000多年，但到今天为止，还是

没有将死专制和集权的社会机制。每当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总有许多热血青年总想做一番“大事业”

，崇拜引无数人竞折腰的英雄，个人事功异化成了目的，“以百姓为芻狗”。却不知道推动社会进步

实在是比破坏容易的多，不知道改变某个集团的命运不等于改变社会结构，我们要打破是一个格局，

而不是要更换局中人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