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须的录像点不仅放枪战片，也开始放毛片了

　　后来，拍纪录片变成了我们去阿须的一个理由，其实拍不拍片已经不太重要了。我们跟那儿各个阶层的人都交了朋友，我们开始熟悉那个社区。

　　在那个领地里面，我们每年回去都要发生变化。比如说，我们第一年去只有活佛一家


开了一个小商店，1992年以后有了四家，这四家分别是乡长、副乡长、还有一个县上的退休干部，都是权力阶层。换句话说，在阿须他们是首先富起来的带头人。

　　后来变成了七八家、十几家，以至于到现在有二三十家。

　　我们采访了和活佛合作经营小店的人：

　　“你们怎样合作？谁出资金？”

　　“资金吗？资金是活佛出的，我主要是经营。”

　　“那么你们收入是怎么分成的？”

　　“收入一年有一万左右，对半分的。一年结一次账。”

　　“你们的货主要是从成都进还是甘孜进。你们是不是也拿一些虫草、皮子或一些旧东西到成都卖？”

　　“我们从成都进货，也拉一些虫草、兽皮到成都。”

　　有些人成年的在高山上挖虫草，贝母，时间长了会头晕。巴依老爷想了一个招儿，他从朋友那儿搜刮了一大瓶止痛片，然后背着就上山了，一颗止痛片换一根或几根虫草，这样，一大瓶止痛片换了好多虫草。

　　飞速的商业化发展带来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1993年出现了台球桌子。到了1994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了录像点。1998年像新龙门客栈那样的小饭店已然矗立在阿须的小街上了。

　　康巴汉子们骑着马带着枪在那儿喝大酒，不像以前自己弄瓶酒在草地上喝翻了，自己躺在地上睡一觉完事儿。

　　最有意思的是录像和电视的传播，这些东西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往虽然说有一条路，也有外来者进入，但这些外来者带来的都是些不确定的、远方的信息，电视真是迅速地让你立地成佛，知道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怎么回事，知道汉族人享受了多少的荣华富贵。活佛去内地考察回来以后就跟我探讨，他说：

　　“汉族人生活得太幸福了!他们不知道前辈是怎么样积了德，这辈子才能出生在汉地，才能享受这么多现代化的优越的物质生活，对比藏族来讲，他们简直不知道幸福到哪里去了。”

　　但反过来他又为汉人惋惜，认为他们太不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不知道完善自己的人生和难得的机遇，他们没有好好地修身、修法，去做一些慈善事业。倒反而变得人心很不好。

　　我跟他一通地瞎逗，我说：

　　“那要按你的说法，汉人要是这一世不好好修行，岂不是下一世就要变成藏人？这不太荒唐了吗？”

　　活佛笑了，他没法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藏区是这么纯净如水的地方，藏族简直是应该进天国的民族，这个世界最后一拨好人就是藏族，如果这辈子修行好，下辈子就落得汉人的境地，这真是太说不清了。

　　我跟活佛探讨，这种物质文明迅速的变化会不会让人们想不起宗教，比如说，见到过外面世界的僧侣越来越多，他们会不会受到这个物质世界的诱惑？他跟我说：

　　“诱惑从来都是有的。物质对人的诱惑不是今天才有的，不是现代化程度高了才对人的精神生活有影响。比如说金钱、美女，在历史上从来都是对出家人有诱惑的。那为什么宗教还能传播下去呢？佛法是安心的，只要人有生老病死，只要人有精神的需要，佛法就能传下去。金钱并不可怕，本身并没有罪恶。

　　“比如地下有一块金砖放在那里，一个贪婪的人看到时会想到，这会给我带来何等的荣华富贵啊!他会把金砖拿回去。那么一只小狗过来，金砖发出耀眼的光芒，它很喜爱地去舔一舔，哎，很光滑，也很温暖，这时它正好累了，便爬到金砖上躺一躺，睡了一觉，做了一个挺美的梦，它睡醒了，头也不回就走了。出家人对财富就是这样。狗不会说走时我要把金砖带着。”

　　活佛的解释是乐观的，但是，我确实看到的是另外一些不那么乐观的迹象。这时我不禁想起以前我们交往的藏语教师尼玛泽翁的话……

　　阿须的录像点不仅仅放枪战片，也开始放毛片了。在那么边远的草场上居然能看三级片，这对于过着紧张的野外生活的大多数同志们来讲，也还是个小小的娱乐。有时候我们就把这些毛片借回来自己在活佛家里看，当然是不让活佛看到了。巴依老爷恶作剧，他把松培拉过来偷偷地看。松培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东西，简直惊呆了，笑得咧着满口的大金牙前仰后合的。最后看完了我们假装进行即兴采访，松培说：

　　“哎!他们那个牦牛的一样，像牦牛一样的姿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