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干部在完成苦修历程的时候，

　　真是廉洁到催人泪下的地步

　　阿须是乡政府所在地，政府一些最基本的机构，派出所、粮站、县里合作社的分点、卫生所、兽医站都有，后来又有了工商税务这种东西。乡政府管理的范围有方圆近百公里的


土地。

　　文化革命期间是藏区教育空前普及的时期。它和内地的文革在表面上正好相反。

　　内地的文革是破坏教育，而那个时期藏区才建立人民公社，各种各样的学校，马背小学、帐篷小学正以破除封建迷信的名义开始兴建。而且当时学校是由公社给工分，政府出津贴，这有点像早年康区的改土归流，把土司的制度改成流官制度。当政府委派官员的制度实行以后，便鼓励康巴人送子女读书，当时政府严令每个家庭都必须送子女读书，结果很多贵族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他们便让奴隶的孩子替自己的子女读书当成支乌拉差，就是苦差，所以康巴人早期一些支过乌拉差的孩子成为后来藏区的一批干部主力军，给共产党做向导。

　　改革开放以后，学校再也没有以前的吸引力，小孩上学不算工分，政府也不给补贴，孩子们又成了家里放牛放牧很重要的劳动力。学校老师的工资发不下来，学校根本办不下去，基本黄了!

　　草原的教育又开始以寺庙为中心。小孩都送到寺庙也不一定就当扎巴，一家几个孩子同时到寺院受教育，长大了也许会还俗，但是一般都要经过这么一个阶段，像是必修课。藏区的教育，历史上都是由寺庙来完成的。

　　藏区历史上的天文、医学、文学等等所有成就都出自高僧大德。随着学校和公费医疗机构的减少以至消失，寺院再一次成为教育(传授知识)和生老病死(终极关怀)的主角。

　　宗教在藏区有独特的合理性，那儿土地贫瘠，草场特别少，每年围绕草场之争都要发生械斗、死人，而且通常是大规模的，有的是各乡的乡长领导带头，有的是地方的公安局、派出所甚至是县委领导班子带头，身先士卒，带领大家去跟另一个县打架，争斗。这种事在康区算不得什么新鲜。每年巴伽活佛都要花很多精力来调停因为这个造成的伤亡事件。

　　因为草场的缺乏，有的人家也会把儿子送到寺庙。一户人家有四个儿子，如果四个儿子都成家，草场就越来越小。但是如果让两个儿子出家，另外两个儿子供奉这两个出家的兄弟，让他们一心去念佛，这样一来就要好得多。他们的财产不可能发展工业，再投资。只好一方面捐给寺庙，一方面购置自己身上的珠光宝气。藏族身上的那些珠宝起码值几万十几万的。你不能说他们很贫困，除了这些财富，他们还有牛羊，牛羊创造的东西保障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他们就过得很滋润了。所以在他们看来，一部分人出家，另一部分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藏族的生活质量远远高于在藏区工作的汉族干部，主要是因为干部是流动的。流水的官，没有长久扎根的准备。比如某个当地的党委书记，大学一毕业就被派到乡里来工作不过二三年，他们的家才真叫家徒四壁。他们的家里一般都挂着几张活佛的照片，从内心里，这些人对高级僧侣都充满了景仰，由于僧侣们在当地百姓中的威望，很多事情必须得跟高级僧侣们商量，否则会贯彻不下去。

　　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个乡党委书记的生日，他叫王德宏。他的家简直寒酸得不能再寒酸，墙上惟一的装饰是用鱼尾巴贴出来的蝴蝶，也看得出这个父母官偷吃了多少雅江的鱼。这个党委书记本身是“团结族”，半藏半汉。这一度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我就遇到过一个姑娘很神气地告诉我她是杂种。杂种一词在此毫无贬义。但现在半藏半汉的同志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各种表格的民族一栏中填上了藏族。这位书记给我们看他心爱的妻子的照片，他妻子在一个遥远的县上当老师。他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来年的经济生活能有所改变，能给他的心爱的妻子买上一个漂亮的宝石，他说他很惭愧，他的妻子是藏族姑娘，居然没有这样的一块宝石。而这样的宝石对于一个藏民来说简直就是很平常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拿着他妻子的照片喋喋不休地讲呀，讲呀，还和我们一起唱情歌。特别精彩的是他与巴依老爷即兴的对歌，唱得人泣泪奔流。我们的小伙子也按流行歌曲的模式边唱边握手，却被反衬得很滑稽。我们在活佛家提了一个破录音机去，放着那种走了调的舞曲在他们家跳交谊舞，喇嘛们也参加一起跳。那一晚，我们说了太多的话，喝了太多的酒……

　　他让我们了解了当地的干部，他们太不容易，太廉洁。那几年我感觉到他们真是廉洁到催人泪下的地步。当然很快，他就调走了。调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县上去当了一个更大的官，他的太太也已经调到县上，完成了他们的苦修历程。

　　至于巴伽活佛，他是一个极富个人魅力，很有人情味，有人格力量的活佛，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活佛都是一个模样，就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党员都像孔繁森一样。我问一些党员干部，“你们怎么看待巴伽活佛？”他们从党员干部的标准来讲，都很敬佩他。他们认为巴伽活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活佛，他不像大多数活佛一样更多地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且在他们看来，巴伽活佛是一个有现代意识的活佛，这几乎是所有人对他的看法，他从不拒绝现代文明。

　　现在高级的活佛全部在政府机构任职，他们成了政府重要的领导力量，协助政府解决各种各样实际问题，而且，由宗教人士来协调民众中的问题，往往要比政府官员出面更容易。

　　比如巴伽活佛在县里就抓德格印经院的保护宣传。德格印经院是我国雕版印刷的活化石，它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被黄教教派真正控制过，各种教派都是并存的，印经院典藏了各种教派的典籍，它的包容性特别强，是藏文化的宝库。在这一点上巴伽活佛和县上的领导特别一致，他屡屡申报，县、州、省、中央，巴伽活佛都一一跑过。每次到北京他都要去找有关的部门和官员。他还获了“拯救格萨尔王突出贡献奖”。他一直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一直梦想他家乡的唐卡、版画、雕塑能到全世界各地展览。我们也总觉得能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展览，非常完整地展现巴伽活佛的家乡。展览的形式可以用电视片、图片、实物、玛尼石刻、唐卡、佛经、佛像，我们还可以请活佛讲法、灌顶、祝福，请老喇嘛来念经，这多有意思!

　　这个展览我们相信早晚会办的，阿须的故事早晚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巴伽活佛的选择是不拒斥现代。

　　政府委派的官员不停地变换，不变的是巴伽活佛这样的人。高级僧侣的家产是越来越多，巴伽活佛在那儿还算不上富有，另外几个活佛富得流油，出行的时候前呼后拥。

　　康巴人对佛也有不敬的时候，经常会听到他们说“铃铛一响的时候就知道青稞熟了”，活佛的马队浩浩荡荡地下来给他的臣民做各种各样的法术，比如给孩子起名呀，超度呀，做吉祥物呀，法会呀。他们一般回去时都是大包小包装得满满的。我没有看到巴伽活佛专门为了季节性的收获下去过，他根本无法脱身，必须要应付那些事，对于他，季节没有分别。

　　巴伽活佛跟什么人都那么好，有时看到他与那些穷苦牧民的关系真令人感动，不过他的财产也有一部分是靠这些牧民的供奉积累起来的。